编者按：2016年9月11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马洪基金会副理事长郭万达博士在马洪基金会2016秋季理事报告会点评唐杰教授的演讲。
我还沉浸在唐市长精彩的演讲中。唐市长既是经济学家，又做过深圳的副市长，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让我点评他的演讲，有点难。好在他的PPT我是先学习了。从PPT看，他的演讲理论性很强，他构建了一个有关创新的逻辑分析框架，今天他的演讲重点是在这个分析框架下大量的生动的案例，特别是有关深圳创新的故事、创新的企业，他非常熟悉，信手拈来，讲得非常好。
深圳商报 钟华登摄
他的主题是有关创新过程中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他用的是“行为”这个词，我思考的是“边界”。就是说，在创新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在哪儿？哪些是政府该管的事，哪些是企业的事。张维迎教授刚才的观点很鲜确，创新就是市场的事、企业的事，政府不能管，也管不好，他说政府的产业政策都是失败的。唐市长的演讲中，显然不同意张教授的观点，他说政府还是有用的，特别是他讲深圳政府的案例，讲深圳政府做的事，结论就是政府的作用是明显的。对这个问题，我试图做一点思考。
我的思考立足于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思考分析唐市长的逻辑，他的分析框架是什么，他本身是研究宏观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学者，他对空间特别有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空间经济学，空间又和新增长的理论相关联，就是分析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
第二个层面，结合我读过的书，就创新的问题提供一点参考文献。当然，我那个书都不是经典的著作，比较大众的，有点案例型的，也是我平时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
第三个层面，是结合深圳的情况，思考一些问题，我们在深圳，深圳又立了目标，要成为全球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我们讨论的创新的理论、创新的边界、创新的案例，对深圳有什么借鉴？有什么启示？
我先分析一下唐市长的逻辑框架，我试图用一张表来概述。左边是企业的行为，右边是政府的行为。第一，从创新的定义来看，他和维迎教授的区别在于，维迎教授讲的创新是源头创新，模仿不是创新，唐市长认为模仿也是创新。第二，从创新的过程来看，维迎教授讲的是经济增长的长周期，创新的长过程，唐市长分析了马克思的动态演化经济学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的扩散，当然是企业的行为，但政府行为导致地区的差异，也就是说，由于政府行为的差别，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创新扩散结果是不同的，他特别强调由于政府行为，你可以共享无边界的创新增长。第三，从创新的类型来看，有不同阶段的创新，在不同的阶段，政府的行为模式不同，对创新的作用也不同，他特别举了美国的例子，美国政府支持创新的方式，包括大学、金融机构等等。第四，从创新的转变来看，他讲了七个转变是很重要的，由于时间关系，他没有展开，这里面既有企业的行为也有政府的行为，前五个转变比如积累的转变、投入的转变、产品的转变、技术的转变、人力的转变，这是企业行为，后面两个讲了空间转变、政府效率转变，是政府的行为。他讲到政府行为的时候以深圳为案例，他解释了为什么深圳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他讲了很多深圳企业创新的故事，比如比亚迪、华为、大疆科技等。唐市长只讲了企业和政府的行为，但他没有用“边界”，但我认为“行为”和“边界”是不一样的，如果不把这个边界说清楚，这个行为是动态的，如何去判断政府的行为好还是不好呢？另外，这一届政府的行为好，又如何保证下一届政府的行为还好呢？
从唐市长的逻辑框架出发，我思考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创新究竟一种什么精神？政府和企业有没有可能共同形成这种精神？这种创新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唐市长的演讲中，他说创新是决定企业生死的连续过程，特别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创新。郑伟鹤刚才在点评时也提到以色列。以色列如何在沙漠、焦土、战争、死亡下成为一个创新的国度？创新的精神如何形成？我想起我读过的一本书：《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作者：阿里·沙维特）。这本书我很喜欢，它不是讲以色列如何创新，而是讲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在书中，有三个故事我印象很深。一个是马萨达，这是古罗马帝国攻打过来时，在经过抗击之后，960多名犹太人集体自杀人。1942年，当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思考如何创立以色列国家时，一批年轻人（其中有些成为以色列的政治家）来到马萨达，在这个地方锤炼，思考以色列建国的精神是什么。第二个是供给房，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大量的移民，1952年政府给移民提供住房，就是保障房，在供给房里产生了很多对以色列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律师、医生及创新的企业家。第三是1967年开始的核工程，大家知道，以色列的创新企业很多都与军工部门有关，以色列军工部门与民间的融合做的是很好的，这种情况和美国类似，很多原始的创新来自军队。由这三个故事可以看出，以色列这个国家创新的精神是什么？我认为，就是面对磨难、挑战、危机时绝不认输，通过创新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精神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是生还是死的问题，是“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所以说创新精神与危机意识紧密相关，如果这个国家、政府、企业都具有一种危机的意识，对创新有共同的认识，那么创新的精神就共同成为政府和企业的行为，这是很重要的。这对深圳还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我认为，就是要有问题导向、危机意识。深圳现在是全国创新型城市，创新驱动在全国走在前面，但深圳是不是就没有问题？深圳是不是没有危机？深圳有那么好吗？深圳会不会衰败？我认为深圳不能太高调，认为好得不得了，深圳塞车我看就很厉害，很耽误我们的时间，而且耽误我们搞创新。讲到供给房，我们周围很多人，觉得房价太高了，成本太高了，影响了我们创新。我觉得现在深圳的企业，普遍感觉没那么好，充满危机感，华为的任正非天天都讲危机，如果政府没有危机感，政府认为我好得不得了，政府的危机意识落后于企业的危机意识，那就肯定会影响到深圳创新。魏达志教授讲深圳超越上海，我不争论超不超越，但至少我认为这仍然是认为深圳好得不得了，没有危机意识，因上我不赞成这种说法。
第二个问题，政府与企业家的作用边界在哪儿？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又在哪儿？唐市长特别讲到企业家要重视知识积累、重视科学创意，要重视管控分歧，那么政府要重视什么？我极力推荐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的传记：《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的冒险人生》（作者：阿什利·万斯）。我觉得看了马斯克创业的故事就明白什么是企业家，什么是创新人才。马斯克大学结业后就和弟弟开着车跑到硅谷去了，95年刚开始创业用他父亲支持的2.8万美元创办了一个网站Zip2，99年把网站卖了赚到2200万美元，99年投1200万美元创办互联网银行PayPal, 2002年创办SpaceX, 2004年投特斯拉。他去做火箭，一开始并没有想着要发射火箭，他只是说是不是人类就上不去火星，他找了一个俱乐部，找了很多人聊，他最后决定说我得去干这个事。通篇传记里没有讲政府的作用，政府如何支持了马斯克。但存细分析马斯克为什么成功？有很多的因素，其中政府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马期克为什么卖了公司接着去投资，因为美国的税法，卖了一个公司收入即刻投资就免税了，这个很重要，鼓励企业赶紧去投资，这就是美国政府对企业创新的一个激励机制。另外，马斯克为什么没有在硅谷而是在洛杉矶投资创办火箭公司？这也和政府有关，因为NASA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在加州，NASA买了他的东西，一切都是和政府有关系。这就是唐市长讲的，政府还是用用的。 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又在哪儿？政府究竟发挥什么作和呢？唐市长讲到创新与创业城市依赖于优良的营商环境，大公司和小公司混合创新是高效的创新模式。我想到我读过的另外一本书：《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作者：维克多·黄等）。什么是雨林法则？这本书的作者认为，雨林和农场的区别就在于，农场是种庄稼的地方，那不是创新的地方，雨林是不长庄稼长野草。那野草怎么长呢？他说，在这个雨林里面就有一种动物，它叫基石物种。比如像蜜蜂，它就是稳定生态，这个系统中它是起稳定的、协调的、传播的这些作用。他举了好多在硅谷里面这样一些组织、这样一些人。比如，一开始的时候搜索引擎不是在硅谷，在美国堪萨斯大学高赫夫妇，他们在美国做搜索比雅虎、比谷歌都要早，但是它没有变成雅虎、没有变成谷歌，什么原因？是因为堪萨斯缺乏基石这样的人。而雅虎、谷歌就搞成功的，他说就是因为硅谷的雨林生态系统非常好。华为的轮值CEO郭平说华为是要从丛林法则迈向雨林生态，丛林法则是竞争法则，而雨林法则是共生的，狼、老虎、蚁群都要共生，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因此，我想到深圳面临的问题，深圳的创新环境，就是因为政府通过市场化改革创造了这个雨林生态，所以使深圳可以成为野草生长的地方，很多的小企业在深圳生生不息，总会有小企业通过创新、通过市场竞争成发展成为大企业。因此，深圳的创新就是如何去维护这种雨林法则。现在深圳比较重视大项目，但不能看不上小企业、小项目，这是维护雨林生态的一个基本法则。
第三个问题是，政府主导城市外延和创新扩散的边界在哪儿？唐市长讲到创新在空间上显示不同的差异，为什么有的城市创新很活跃而有的城市却缺乏创新？他认为这个区别就是政府的行为不同，是政府之间的区别。唐杰说，创新扩散范围决定了空间差异，创新政策的关键是形成不断成长的产业集群，提升创新的扩散速度，防止创新中出现的负外部性。我看了一本书《国家创新模式：大学、 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战略》（享利·埃茨科威兹等） ，作者专门讲大学、产业、政府之间的关联，认为空间应划分为知识空间、共识空间、创新空间，把大学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我认为这对深圳是有启发的。深圳不光要有高新区、产业创新中心，还要大学，大学中间要有一堆的创新区。
第四个问题，或者说是总结：1，当企业进入无人区，企业与政府的边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为任正非讲，我进入无人区了，这个时候企业和政府的边界有什么变化？2，唐市长也说高成本、高利润的阶段就可能出现成本对创新的驱逐，这个时候如何避免产业空心化？3，商业模式中从1到N模仿阶段，政府的产业政策可能发生作用。但变成0-1，产业政策还需要吗？或者说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他们两个的意见是一样的，还是需要的，需要在哪里？
就讲那么多，谢谢大家！
深圳商报 钟华登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