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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 国安法是保持香港长治久安的一剂良方

更新时间:2020-07-30

      日本友人近藤秀将先生,是位社会学家、行政书士。他对中国十分了解,且对华立场友好。近期,近藤针对香港问题发表了一篇文章,从公正的角度阐述了国安立法的必要性,并谴责英国等西方国家颠倒黑白、抹黑中国的行为,呼吁日本站在中国同一战线。为促进中日友好,鼓励近藤的友华立场,推动中日民间往来。我们特编发了近藤秀将先生的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于2020年6月30日颁布并实施。第二天,《产经新闻》刊登头版文章称“香港已死”。此后,日本的媒体和互联网的论调完全一边倒,充斥了“中国=邪恶”的色彩。殊不知,香港的问题产生的根源本来就是英国不正当地侵略中国而产生。


      由于我从事由亚洲地区入境日本的签证方面工作,平时接触到很多包括香港人在内的普通中国人。站在中国人的角度看待这一事件的过程,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景象。


      我多次前往香港。这座城市的风景和人民的活力,让我真切地感受到,香港名副其实是“亚洲的代表性城市”。一个成熟而又多样化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城市。但同时,香港又给我一种违和感。




      “香港”这一地区诞生的前提,是中(清朝)英战争后被英国殖民地化。英国向中国兜售毒品,中国采取禁烟措施,英国却反咬一口,发动了一场贬低亚洲,只顾追求自身利益的战争。其结果,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本来,对中国而言,英国是殖民地主义的加害者。然而,现在英国却在《国安法》问题上一副“香港自由的捍卫者”的位置的面孔,对此,谁都会有违和感。


      英国约翰逊首相在香港国安立法后,表态要求中国“保护一国两制”“遵守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并表示将为300万香港人提供移民英国途径。如此道德高尚的姿态,是否已经忘记了,香港,正是在英国对中国的蹂躏下诞生的?


香港本来是“自由”的吗?不为人知的选举制度


      “香港”在英国的殖民地统治时代,是由殖民地官僚支配的,并没有普通的“选举”之类的制度。而现行的选举制度是在香港回归后,由中国政府创建的。


      对于围绕香港问题发生的一系列经过,我就像是在看一部“破绽百出完全破产了的法律电视剧”。在这部电视剧里,作为加害者的英国却充当着香港“受害人”的律师。


      本来,“一国两制”是由相当于香港的“宪法”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规定的。




      具体来说,就是把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的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施行与中国大陆不一样的法律等制度。这一制度自1997年香港从英国归还中国开始维持50年,到2047年,香港将自然而然地实施与中国大陆相同的法律法规,无需举行全民公决。


      可能对部分日本人来说难以理解,但“香港独立”与“一国两制”是完全矛盾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但是,在围绕国安法的一系列论调中,却混杂着“维护一国两制(香港基本法)”和“香港独立”这种相互矛盾的却强行混为一谈的主张。


      而且,冷静思考的话,“一国两制(香港基本法)”是中国为了逐步实现香港完全回归而设立的一种制度。在此介绍一下《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序言的内容: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被英国占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从而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愿望。


      国安法是在香港回归后第23年制定的。正好可谓是一个转折点。香港市民将会理解并接受,最终他们将与中国大陆实现完全融合。抵抗这一回归趋势是“一国两制”所不允许的。


为什么需要《国安法》?从“背景”解开真相提示




      《国安法》为了应对在香港发生的暴动等事件而设立。正如《国安法》第一条规定,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一国两制”。而批判者主张却说,这仅仅是表面说法,实际上国安法恰恰是“一国两制”的破坏者。这一主张是正确的吗?


      国安法的批判者列举了该法律中的犯罪类型和与其相关联的手续。国安法规定的犯罪类型有“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四大罪行。从其中的第20条“分裂国家罪”来看,确实给人“严厉”的印象。


      但是,国安法所规定是事关“国家存立”的犯罪。那么,“严厉”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鲜为人知的是,日本也规定,事关“国家存立”的犯罪是可以判处死刑的。如日本的《刑法》第81条(外敌诱致)、第82条(外敌援助)、第88条(外敌预备·阴谋)等条目均十分严厉。


香港市民的愤怒本质上是对“格差社会”的愤怒


      确实,中国没有采取西方发达国家式的选举制度。一些香港人因此便认为“自由受到限制”。但是,香港公民的“愤怒”的核心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自由被限制”吗?


      我认为,香港市民的愤怒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香港社会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中产阶级的衰落以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的“愤怒”。


      经过英国殖民地时代,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城市”繁荣起来的香港,实际上,比政治危机更深刻的是经济危机。




      言论自由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与之同等重要,或者较之更甚的,是贫困的蔓延这一问题。


      有人说“嘴不只是用来啃面包的,而理应用来实现自由。”话虽如此,但没东西吃一切都无从谈起。


      精神上的高洁性,只对一部分“英雄”才有意义。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民”而言,“日常的食物”、“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安定”才是至关重要的。


      “英雄”以自己精神上的高洁性为理由,毁掉了“民”的生活,看看古今中外,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历史,都无例外。无论是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让人民变得富裕和稳定的一种手段。只要该方法有效,一切就没有问题。


“香港死了”的说法是对15亿中国人的侮辱提示


      很多人搞不懂中国的内部情况,在不了解之下便可能感到威胁。但事实上中国并非由“独裁者”长期统治的人治国家,而是一个政权世代交替的,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而且,她的存在已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长河。约15亿的人民在这个国度生活,并不断孕育出新的文化。把“香港的中国化”说成是“香港已死”,岂不是对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人民的侮辱?


      一位出身于中国大陆的华人对我说道:“那么,我们难道是僵尸吗?”


      如今面临新冠肺炎灾难,正是抛弃“岛国根性”,从泛亚角度看政治局势的时候。亚洲曾经被英国和法国等殖民主义蹂躏。仅仅因为由英国发展而来的民主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反,就全盘否定中国,这和过去的殖民地主义有何不同?作为亚洲的一员,我们日本人必须站在亚洲的价值观来思考“香港”所发生的事情。


      最后,我引用一位提倡亚洲主义的日本人绪方竹虎先生(原副总理)的话:


      在这里,我极力主张踏上作为天的使命的泛亚主义的大道。然而,那些不能放眼世界全局者,只会跼蹟于日本这一小天地,瞄准中国这样的对手。出于这个原因,龌龊的岛国根性就产生了如豆子般的敌意,为了满足这种敌意,煽风点火,只顾压迫中国以获利,却浑然不知背后有其他的野心国家正吐着火红的舌头。





近藤秀将简介:


      近藤于1978年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及立教大学,现为社会学者、行政书士、日本立教大学特任研究员及大东文化大学客座讲师。其2012年设立KIS近藤法务事务所,从事中国、蒙古、越南等亚洲国家赴日签证、从商等事务,并自2015年起任东京都行政书士协会丰岛区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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