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201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是到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粤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广泛，区域内生发展动力进一步提升，发展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顺畅、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
深圳作为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基于其历史性、现实性和前瞻性，《规划纲要》对深圳做出了明确的定位。深圳如何在湾区建设中更有担当、更有作为，如何通过加快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核心引擎功能，成为全面制度现代化的城市典范，都是新时代下赋予深圳新的历史使命。
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市社科联主办、马洪基金会承办的第十七届深圳社会科学普及周讲座特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王福强以“期待深圳成为全面制度现代化的城市典范”为题进行演讲，智库百人会智者及社会各界人士等近百位嘉宾参会，共同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现将研讨会主要发言嘉宾的观点进行整理汇编，以飨读者。本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不代表马洪基金会立场。
主要精彩观点
制度型开放与深圳的未来
--期待深圳成为全面制度现代化的城市典范
王福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排头兵、试验田。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多项指标耀眼，城市本身也具有了国际影响力。作为我党领导下独立自主建立的最成功城市，鲜明验证了我党有能力领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前期的高速发展，深圳已经形成了发展惯性，已经形成了城市特质，已经形成了创新生态。不管有没有大湾区规划，深圳都在很好地发展。那么，有了大湾区规划，深圳未来的发展有什么不同呢？或者说，大湾区规划为深圳带来的机遇是什么呢？
应该说，大湾区给深圳带来了若干发展机遇。但是最大的机遇，还是制度性开放的机遇。作为四个核心引擎之一，深圳应该抓住这次机遇，努力成为全面制度现代化的城市样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市典范。在改革再出发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率先实现全面制度现代化，验证我党不仅有能力领导经济建设，而且有能力构建先进制度体系，是执政力强大的政党，是与时俱进的政党，是永葆青春活力的政党。西方化并不必然等于现代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可以实现现代化。
一、准确认识大湾区的历史使命
大湾区战略的价值目标是多元、立体、丰富的体系架构，不能仅仅从经济层面的理解。经济层面是重要的但不是首要的。
（一）深刻认识拟定该战略的时代背景
一是“一国两制”向何处去。香港回归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起来，“一国两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最近的香港乱象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形式回归了但人心并未回归。统计数据显示，回归后青年人对国家认同不是增加了而是弱化了，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身份的不到一半。22年的实践是这样的结果，未来的28年怎么办？“一国两制”后，也就是2047年以后怎么办？是自然演化、随波逐流，还是在内地创设一个平台，主动向港澳学习、向国际先进规则学习，通过集合两种制度的优势，形成在未来有吸引力的制度体系呢？我们认为是后者。这就需要一个平台提前谋划、提前试验。应该说，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间窗口期。深圳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中，走在了前列，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现在进入制度型开放的阶段，也应再次勇立潮头。同时，香港的社会治理存在突出问题，基层系数高企、收入差距拉大、住房问题绑架了整个社会，也需要进行治理调整。实际上，其内部也正在进行这种痛苦的转换。内外部的需求和压力，导致大湾区内部需要进行这样的制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有两个时间节点，2022年和2035年，2022年是什么时间结点？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香港回归25周年，时间过半、任务也要过半。同时，2022年是我们的二十大，相信届时的改革力度会更大、路径会更清晰。
二是各自发展模式产生了很多问题。就内部来说，无论是广东还是港澳都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广东尽管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未来发展动力不足。正在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过程中，发展模式是粗放的而不是集约的，是行政区主导的而不是功能区主导的，是资源投入性而不是创新驱动型。低质重复、环境污染、以邻为壑，制约下一步的高质量发展。深圳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到目前，深圳还有1386个城中村，有1300万蓝领工人生活在阴暗、闭塞的环境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名头是是不相称的。香港住房问题绑架了整个社会。为了申请公房，年轻人宁可不去工作，装小可怜，不敢创业、不能创业、无法创业。这与深圳平均年龄32岁的城市有天壤之别。深圳是人心思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香港是暮霭沉沉，社会纷争不断，陷入民主的陷阱。香港社会分配不公，曾经是纺锤形的社会结构，现在是哑铃形的结构。就业问题也很突出。就业职位的供给和需求严重不匹配，因为产业结构导致香港无法消化青年人的就业。就澳门来说，空间狭小，产业单一，急需转型。
三是外部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部分国家逆全球化，特别是美国。美国在1972年以后，将我们作为有缺点的战略合作伙伴。中美关系复苏后，我们逐步对外开放。香港也因此迎来了春天。但是，现在美国进行战略调整。将我们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进行战略遏制。遏制中国是美国朝野共同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形式表现为贸易摩擦、技术封锁、人才限制，中长期会表现为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人权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的道路之争、模式之争。深圳处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代表着中国的发展模式。在这种遏制与反遏制的角力中感受最深，受冲击最大。受外部形势的影响，跨国公司生产力布局发生重大调整。更多地选择风险更小、与美国关系更紧密的区域进行布局。2018年，有1320亿美元流出中国，主要流入了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从我们自身来说，我们正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处在由大到强转变的过程中，还需要外资、民资等各类主体的强力支撑。但是，留给我们的时间还有多少？如何才能留住这些高端资源？这就需要以我为主打造几个高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采用与国际对标的先进规则，采用国际通行的治理模式，有竞争力的税赋体系，来吸引、留住国际高端要素为我所用。
四是需要探索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具体路径。改革再出发，我们进入了深水区。能改的都改了，不能改的，都是老大难问题。到处都是险滩，到处都是急流。怎么改？如何下手？这就需要探索路径。应该说，我们不缺改革的方向，市场化是我们坚定的改革方向，不缺改革的动力，朝野一致都要改革。但我们缺改革的空间。现在审计、巡视、监察例行化、固定化，隐性的束缚太多。一旦改革，就要打破现有的架构。纪委就会找你喝茶。在这种情形下，广大干部改革的热情受到很大的抑制。对开放来说，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有很多滞后的领域，像教育、医疗、文化、金融、电信等服务业领域，如何开放？是不是需要压力测试？同时开放进入新阶段，开放的重点不再是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性开放，而是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哪些规则和制度需要开放？如何开放？是不是可以先从服务业开放做起？服务业开放的路径步骤是什么？这都需要一个平台进行探索，为改革再出发探路领航。
（二）准确认识五大历史使命
一是维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验证“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香港乱象表面上表现为港独、占中、反修例，背后的原因是社会阶层固化、收入差距拉大、住房无法解决等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一个平台，通过内地配合来解决。比如香港的首要问题是住房问题。为了解决居者有其屋，其内部曾有过“八万五”计划，曾有过开发郊野公园的设想。但是，在香港内部一旦提上日程，就会有环保人士上街游行。开放郊野公园与围填海的明日大屿计划，到底哪一个对环境的破坏严重？这些环保人士可不管这些，只要有人资助就认为合理。要解决香港的住房问题，是不是可以从外部来考虑？现在特区政府手里没有土地，那么大湾区框架下，内地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土地资源供特区政府使用，作为制约香港房价的战略核弹，引而不发。比如说在桂山岛就可以做一些探索，合建房屋也好，租借土地也好，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总之，要通过谋划大湾区，开展“一国两制”新实践，密切与港澳的交流合作，为港澳经济发展以及港澳同胞到内地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打开他们发展的物理空间和产业空间。
二是验证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探索解决后续问题新路径。我们内部面临“五独”问题：台独、港独、疆独、藏独、蒙独。其中台独问题尤其突出。事实上，台湾问题是我们最核心的关切。“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为台湾问题提出，只是先期试用在港澳问题上。这种先期实践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台湾问题能否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能否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进祖国统一的路径方式多样，有文的选择，也有武的选项，有直接的方式，也有间接的方式。但无论如何，和平统一肯定是首要的选项。通过大湾区这个平台，为港澳注入活力，维持长期发展稳定，验证“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将对台湾问题形成一些正面示范。
三是探索构建先进的制度体系，验证我党对先进制度的领导力。这一点非常重要。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大湾区内地应该承担的首要使命。“一国两制”是五十年的期限，五十年之后怎么办？制度上是内地倒向港澳还是港澳导向内地？还是有其他的路径选择？是否可以在大湾区内地区域进行未来制度的构建，部分借鉴港澳先进规则，形成融合性的先进制度体系，以对未来的港澳形成制度吸引？应该说，港澳有与国际接轨的制度体系：它的营商环境透明，连续25年被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社会治理高效，扁平化管理，只有一级政府，真正面对社区；政商关系清晰，廉政公署非常有名，值得内地借鉴。但同时，港澳的现行管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社会收入差距拉大、基尼系数高企、利益集团膨胀等，内部也需要进行制度完善。内地的制度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有鲜明的优势，我们的动员能力强，组织效率高，在“山竹”台风的时候应对有力，而港澳的组织能力相对较弱，损失就比较惨痛，饱受民众诟病。内地也比港澳更加公平，香港的十大财团，总资产占香港GDP的比重达到35%，美国是3.5%，内地是2.5%，财富更多地流向了这些高收入人群。从这个角度来讲，内地还是非常公平的。所以说，内地与港澳在制度层面各有优劣。如果我们能内外兼修，借助大湾区的平台，向港澳和国际虚心学习，以我为主发起构建一种先进制度体系，不断演化完善，将对未来的港澳形成示范引领。
四是探索解决文明冲突新路径，促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大湾区存在不同的文明，东西方文明在此汇聚。澳门1500年开始就是东西交流的主渠道，香港1842年以后成为新的通道，1856年后由于上海的崛起而有所没落，但在1949年后又重新崛起，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认识世界、世界认识中国的主渠道。大湾区有文明交流的各种媒介，有英语，有葡语，有粤语，文化相近，血脉相通，有通达世界各地的侨乡网络，多元文化和谐共处。“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两种不同政治文明的产物。在此探索、总结出的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的模式，完全可以适用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大湾区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支撑区。这种支撑作用的体现，就应该包括这种不同文明相融相生的具体实践。
五是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平台，承担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重任。广东依托港澳，在前40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们说是经历了三个阶段：加工贸易阶段、传统贸易阶段、服务贸易阶段。现在进入大湾区时代，进入了新阶段，是以规则对接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利用好港澳的国际规则、国际通道，对内实现转型升级，对外实现辐射带动，牵引西南、华南甚至是东南亚的整体发展。我们要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就需要依托这样的高端平台，来统筹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而大湾区最具有这种条件和基础。
（三）构建先进制度体系是重要的价值追求
“十三五”确定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是“三大战略四大板块”。“三大战略”是指“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四大板块”是指东部优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由于大湾区的出现，现在形成了“1+3”的四大战略：“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他们都是跨区域的规划，与海南单一行政区的规划不同。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北中南三大战略，就会发现它们承担各自不同的历史使命。大湾区有独特的历史使命，除了发展功能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构建先进制度体系的历史担当。从大局来说，中国选择的道路、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选择的道路模式。西方部分国家一直鼓吹西方化才能现代化，质疑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试图干涉我们选择的道路。近期美国对我国的遏制突出表现了这一点。但是，在我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高度发展，我们现代化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第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试验地、先行区的广东，甚至出现了深圳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市典范，成功验证我党有能力领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彰显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说明中国化也能实现现代化。改革再出发，结合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湾区的建设目标就不仅仅是经济建设，而是进行制度现代化的探索，以此验证我党有能力领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能力领导先进制度体系。通过在大湾区这个平台进行制度探索的试验，最终构建起先进制度体系，将有助于增强“四个自信”，有助于验证我党的执政能力，有助于东西方道路之争中胜出。这是大湾区重要的战略使命。
（四）完成三大历史任务要求全面制度现代化
十九大提出党的“三大历史任务”。十九大以后的重大战略、重大部署，都要紧密对标这三项历史任务。一是要配合推进现代化建设。我们理解，经济层面的现代化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器物、技术层面的现代化也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二是配合完成祖国统一。完成祖国统一，需要四海归心，需要价值认同，仅有经济的强大不足够。制度的相融相合是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前提。三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我们参与国际治理体系重塑，需要有制度权威，需要我们的制度得到国际认可，需要对自身制度进行扬弃。这就需要我们自发自觉地对制度进行全方位检视、更新。
二、全面制度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比拼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理解，既不是国土面积，也不是人口规模，更不是经济实力，而是制度效率、制度活力体现出的制度竞争力。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崛起是需要制度支撑的，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
一是甲午海战前后中日国运的变迁。明清的时候，单就经济体量来说，我们非常强大。1820年嘉庆年间，我们的GDP占世界比重达到32.9%。从来没有一个单一国家占比这么高过，包括现在的美国。但是经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95年的甲午海战，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国彻底沦丧，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过程中，用鲁迅的话说“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都试图改变中国这种命运。所以，两次鸦片战争后，才有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我们学习选派幼单赴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组建强大的北洋水师，设计了海军衙门。军舰的先进程度、战斗力都超过日本，但是甲午海战一败涂地。1853年，美国打开日本的国门，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与中国不同，他们一开始就从制度层面与西方对接。政治上设藩置县，经济上殖产兴业，社会上文明开化、军事上推行现代化，教育上全面与西方对标，仿效西方建立现代教育体系。这一切都是制度层面的学习，从而迅速融入西方体系。通过制度的现代化，全面提升自身的实力，在甲午海战中一举击败中国。与日本相比，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我们的技术不行，不是我们的科技不行，不是我们的军事不行，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制度落后，缺少一整套与当时相适应的现代化制度和规则，组织能力、决策机制、追责机制、动员能力都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加上政治的腐败、内部管理的混乱，共同导致甲午海战的失败。而日本借此一举成为东亚强国，再加上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全面开启了日本的国运。
二是二战时同盟国与轴心国的较量。战争一定程度上是比拼经济资源的消耗能力。二战时同盟国能够战胜轴心国，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前者有整合经济资源的良性制度，能够经得起折腾。它们主要以市场调节分配，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用效率和分配效率都很高，因此应对战争的经济资源可以源源不断的产生出来。轴心国却缺少这样的良性制度，经济资源衰竭的很快，无法支撑大范围、长距离、高强度的资源消耗。它们采用法西斯的军国主义制度，资源配置效率低，资源供给能力有限，只能不断地对外侵略扩张以获取新的资源。而新占领区的维持成本高，成本大于收益，不得不拼命的压榨，反而制约了生产力的良性发展，陷入产出无法满足收益的恶性循环。同时，轴心国的民族政策、种族政策，造成优秀人才无法容身、纷纷外逃，特别是犹太精英。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包容性比较强，吸纳了很多优秀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为打败德国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支撑。美国的原子弹、弹道导弹都是以海外人才，特别是德国人才为主开发出来。正是得益于二战时候的制度经验，美国战后一直努力营造具有竞争力的制度架构，吸引全世界的优秀人才，从而维持了他们现在自身的竞争力。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美国和中国对比，美国有什么优势，中国有什么优势？美国的优势，我理解首要的优势是科技优势，其次就是教育优势。这都是需要先进制度支撑的。我们的优势呢？我们的优势是制造业优势，是市场优势。从这一点来看，美国的制度体系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三是美苏争霸导致苏联解体的教训。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下计划经济色彩非常浓，生产效率低下，经济结构失衡，满足不了人民各种生活的需要。同时，忽视民主建设，思想僵化，人民被剥夺了自由，没有表达、迁徙甚至是思想的自由，因而失去民众的支持。美国采用市场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生产效率非常高，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并且还采用综合性的制度体系，对全世界人才产生吸引。美苏之间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是人心之争、制度之争。
四是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良性的制度，或者说制度现代化，就是要使生产关系能适应、引领生产力的发展。这里边，制度提供的自由空间最为重要，制度的弹性非常关键。前一阶段，社会上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经验有很多很好的总结。我认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给市场主体赋予自由的权利。以前我们是没有自由的，我们都是隶属于一个单位，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了营业自由，引入了三资企业，可以做个体工商户，可以注册公司，不必纠缠在七个人以下没有剥削、七个人以上就存在剥削这样无谓的争执中。我们设立了破产制度，公司可以出生、运营、死亡。这就是营业自由。营业自由激发了市场活力，市场主体才会涌现，主体创造力才会激发。深圳就是营业自由创造奇迹的城市。深圳的市场主体非常发达，达到306万，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名第一。其中，民营企业尤其活跃，其贡献有五六七八九之说（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民营企业之所以非常发达，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自由的空间，特别是营业自由。这就是制度红利。其次，是坚定的市场化改革。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越是政府干预少的领域，发展得越好。越是政府关注多、干预多的领域越是发展不好。就领域来说，像互联网，我们以前不知道该不该管，不知道怎么管，所以它得以野蛮发展、快速发展。由此滋生出许多新业态，数字经济方面我们现在与美国并驾齐驱。就区域来说也是这样，深圳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事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我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做来电显示的，兼做投资，规模很大。他不认识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后来他移民到加拿大，待了几年极其不适应又回到深圳。他很享受在深圳的创新创业创造氛围，认为深圳是全球最好的城市，有自由的空间，同时市民社会发育地非常好。
五是成就伟大的城市需要制度支撑。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史，伟大的城市毫无疑问都是三足鼎立，都是安全之都、神圣之都、繁忙之都。繁忙之都，就是指经济高度发达，深圳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张五常老师说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安全之都，是指社会治理有效、社会井然有序，深圳这方面做得非常非常好，在全国都是有口皆碑的。神圣之都，是指城市大都是在教堂、寺庙、祠堂、文化设施周边形成的，有精神的寄托、有文化的支撑、有独特的文化氛围、有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质。深圳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气质。以上三点，都是需要先进制度支撑的。没有制度支撑，经济、科创怎么能快速发展？没有制度维系，社会秩序怎么能长治久安？没有制度保障，“来了就是深圳人”怎么才能实现？
六是历史发展逻辑继续向制度探索演进。洋务运动失败以后，1898年我们开始历史上第一次向西方进行制度借鉴、制度学习。很可惜我们遇到了顽固的保守势力，百日维新失败了。第二次制度学习，我理解是上个世纪初，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有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胡适的德先生赛先生，陈独秀、李大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向西方学习，不断的探索。1949年后，这种探索就中止了，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第三个阶段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们全面导向苏联老大哥，向苏联学习，学习它一切的一，一的一切，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中苏交恶后又遇到了一些突出问题。第四个阶段是1978年后，我们再次开启改革，更多的是从经济层面向美国等国家学习、借鉴，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量的扩张成为全球老二。应该说，这是制度学习借鉴四个阶段以来最成功的一个阶段。第五个阶段我们认为就是现在，以大湾区为代表，我们开启了新的阶段。是制度开放的新阶段，突出表现为要素自由流动、资质互认、标准对接、民生合作、治理协同。不仅是商品流动型开放，而且是要素市场的开放，更进一步是规则的开放。这标志着我国开放进入新阶段。就商品市场来说，深圳开放得比较早。要素市场来说，深圳走在了全国前列，户籍、土地制度都在进行开放。下一步，深圳应该更多地是在制度型开放方面做出成效。
三、全面制度现代化的时代背景
（一）开放进入新阶段
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今年的七项重点任务，其中第六项是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首要的一句话是“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制度型开放”的概念。今年两会期间，克强总理提出，“要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更加注重规则和制度性开放”。可以说，制度型开放已经上升到战略层面。具体含义上，主要是聚焦规则与制度层面的改变，要主动对标和对接国际先进的市场规则。在清理国内不合理、不相容的法律法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与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透明规范的基本制度。可以从三个视角理解这种开放：一是广度上，代表开放的范围更广。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我们不能有短板，各领域都要对外开放。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开放是有先后次序的，存在开放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问题。像教育、医疗等服务业领域开放就相对滞后，就是我们的短板，我们要尽快补上这个短板。二是深度上，代表更加深入的开放。过去的开放，更多关注商品的流动型开放，主要措施都是降低边境上的准入门槛，像降低关税、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等。今后的开放，将更多地向边境后延伸，更加注重国内的规则、制度、法律层面的完善，像知识产权、金融服务、自然人移动、电子商务规则等。通过开放消除边境后的壁垒，倒逼国内治理能力提升，增加对优质资源的吸引。今年我们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就是制度型开放落地的实例。三是高度上，代表开放的水平更高。这种开放是更加系统的开放，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从开放战略、功能布局、动力系统等各方面统筹谋划。这和我们深圳最初的开放、“摸着石头过河”时是不一样的，我们这次更强调从顶层设计入手。
（二）“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的具体内涵
从国内来说，一是国内发展进入新阶段。过去的四十年，我们以要素开放作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依托土地、人口等要素红利形成了参与国际竞争的传统优势，实现了量的扩张。模式的选择上可以这样类比，以前的发展模式是新加坡的发展模式，以苏州工业区为代表，通过招商引资来集聚资源实现发展。我们设置了若干高新区、经济开发区，都是采用产业园区的模式。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数量型增长已经到了天花板，质量型增长路径还在探索。大的方向来看，不能再通过招商引资的模式，而要更多地通过创新的模式，向创新要动能，推动实现发展质量、效率、动力的变革。这种创新绝不仅仅是科技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因为还延续传统的招商模式，招来的只是二手技术、产能。毕竟真正的关键技术，支撑中国由大到强的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靠不住国际规则，靠不住商业利益，靠不住国际朋友。作为一个大国，参与国际竞争时，只能以我为主进行创新发展，才有可能实现真正地高质量发展。技术上一味依附在他国身上，只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国，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近期的日韩芯片材料纷争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大国管理经济的必然路径。中国已经到了以我为主进行技术突破、主导发展的阶段了。二是改革面临新问题。改革现在到了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阶段，到了深水区，都是硬骨头，都是制度层面的东西。改革本来就是一种尝试的行为。没有试错纠错的机制，谁会主动去改革？要避免改革空转，我认为最重要的机制，一是营造容错试错的机制，二是提供一个标尺，明确方向是什么。而对标国际规则，就可以提供这样一个标尺，通过它来倒逼国内深层次改革。三是坚守全球化是成功的经验。我们前期的成功，是因为我们探索出了市场化的方向，特别是2001年的入世，我们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新时期要继续发展，也要坚守全球化的方向。坚守全球化方向，就需要积极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形成国际认可的制度体系。这样高端资源才愿意来，才愿意在中国布局。四是配合实现改革开放的总目标。那就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本身就是制度层面的东西。
从国际上来说，一是外部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刚才提到了美国战略的变化。它对于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还不至于产生致命性打击，但对于资本预期会产生冲击。如何有效引导预期，吸引国际资本继续为我所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二是国际贸易方式发生新变化，需要制度调整以及时跟进。变化主要体现在贸易方式上。以前是产品贸易为主，现在中间品贸易为主。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生产零部件，到另一个国家组成形成部件，再到另一个国家组成系统件，再送到他国组成产品，再在全世界销售。贸易结构发生了变化，就要求国际经贸规则也要做相应的调整，比如是不是可大幅降低各国关税？同时，服务贸易发展很快，与货物贸易形成了并驾齐驱的态势。三是数字经济发展迅速需要规则调整。数字经济是一种新业态，规则制定的速度远滞后于数字经济自身发展的速度。而数字经济又是跨国界的。要支持其发展，要保证数据安全，都需要各国联合拟订数字经济的国际规则。
（三）国际经贸新特点呼吁国际经贸规则新调整
在这种新形势、新特点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理解，“三零规则”（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可能成为国际经贸规则调整的终极愿景。我们要抓住规则调整的时机，积极对标最先进的经贸规则，作为深圳实现制度现代化的具体抓手。如果我们能在深圳率先实现“三零规则”，相当于深圳带领中国二次入世。
四、全面制度现代化的总体要求
（一）总体要求
近期总书记有两个半程的论述，对制度现代化提出了总体要求。“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历史任务主要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套更完备、更稳定、更惯用的制度体系。”我们理解这套制度体系要构建的是五位一体的制度体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
从目标指向上来说，是要通过提供一套制度体系，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从服务对象上来说，分为国家、人民、社会三个层面，要支撑国家整体发展，能为人民谋幸福，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使社会治理有效，使国家长治久安。从制度传承上来说，是在现有的制度上不断突破、发展、完善，是提升现有的制度，不是僵化守旧、固步自封，更不是改旗异帜、推倒重来，我们还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是现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同时我们要借鉴国外先进制度以保持先进性。应该是集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同时借鉴人类文明先进成果从而形成的包容性、引领性的制度体系。既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国外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现代化的判断标准，以是否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是否能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要素活力竞相迸发，是否让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引流为标准。
（二）制度型开放应选择渐进路径
从总书记的论述可以判断，制度型开放所涉范围是综合性、引领性，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制度型开放，也包括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提升，是全方面的制度型开放，目的是形成制度示范或是制度引领，证明我党不仅可以引领经济建设，还可以进行制度建设，是具有强大执政能力的执政党。考虑到改革的难易程度和社会的接受程度，在现有治理架构下，我们应从社会认可度高的经济层面先进行，再带动其他领域的制度性开放。
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之所以取得了成功，就是因为我们采用了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逐步培育了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市场经济框架逐步完善，市场氛围逐步形成，而不是像前苏联那种休克式疗法。现在，我们在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在服务业领域，我们还有许多短板，像教育、医疗等。这些领域，既是事业，也是产业，涉及到各种制度层面的事情。比如，教育开放的适用对象、操作程序、教材内容、体系对接等，都是需要做出制度调整的。这种对外开放既需蹄急，也需步稳，要妥善把握开放的节奏、力度、火候。这就需要选择具体区域进行开放的压力测试。经验成功了，再推广拓展，不成功就将影响限制在这个测试区内。
实践永远走在理论的前面。现在有很多平台已在承担这种制度型开放的功能。像前海自贸试验片区，拟定了401项制度突破，有137项是全国领先的。但是，就现在1+3+7+1的自贸片区架构而言，整体上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自贸区本来是制度型开放的平台，是进行制度探索，进行开放的压力测试，然后总结经验进行可复制可推广，进而牵引带动整体发展。但是，由于改革的事权，更多是中央事权，地方进行沟通的成本很高，难度很大，而相关部委在推动深层次改革方面畏手畏脚，导致自贸区好看不好用。现在的自贸试验片区，更多地是在搞新城，摊大饼，盖大楼，搞基建，制度性开放都是修修补补，并没有在制度型开放方面做出真正实质性的突破。这种情况下，在外部压力近期陡增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选择高端平台，选择特定区域，真正承担起面向未来的制度探索就很有必要。这种平台在大湾区最有条件。在大湾区内，深圳最有条件。
五、深圳应是制度现代化的领头羊
（一）大湾区是制度型开放的主战场
一是与港澳紧密相邻易受辐射带动。我们有港澳的元素。香港是世界著名的自由贸易港、发达的经济体、世界知名的国际大都会，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认可度高。大湾区里，如果和内地相比，或是深圳和香港相比，香港在某些方面还是非常有优势的。香港目前有170个国家和地区跟香港护照免签、落地签，有155条国际航线，国际货运量有645万吨，但同期只有73个国家和地区给予内地免签或落地签，深圳也只有40条国际航线，国际货运量只有115万吨，不到香港的1/4。这说明香港是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它有国际公信力，现代化、法治化、透明化是领先于内地的。与先进对标是后发赶超的自然选择。通过向港澳学习，借助港澳与国际对接的制度体系，结合我们的制度安排，就可以探索新的包容性的制度安排，提升我们的治理能力。
二是内外部的压力决定了要在此进行制度型开放。从内地来说，广东经过前40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积累了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像环境污染、区域分化等，成为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制约。改革再出发，广东有二次创业的内地冲动和强烈需求，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寻求新的发展动力。从国际来说，局势变化对此造成压力。要突破外部制约，就需要积极对标国际先进经贸规则，提升内地的制度水平，适应、甚至是在个别领域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像在移动支付、人脸识别、共享经济、跨境电商等方面，我们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三是有前期开放的坚实基础和成功经验。前四十年，广东在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性开放中走在前列，是全国的排头兵、试验田、先行地。在市场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阶段、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显著缩小了与港澳的差距。经过加工贸易、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三个阶段的合作，积累了与港澳开放、合作的诸多经验。这为现在制度型开放阶段的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四是制度供给是港澳在大湾区中的独特价值。总书记在接见参加改革开放40周年港澳代表团时说，香港对于内地的贡献，体现在六个方面，分别是投资兴业的龙头作用、市场经济的示范作用、体制改革的助推作用、双向开放的桥梁作用、先行先试的试点作用和城市管理的借鉴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小黑屋的话，港澳则是我们唯一的窗口。我们通过港澳来引进先进技术、资金、管理经验。但是到了现在，我们正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对外开放呈现全面开花的态势。现在我们是一座四面通透的亭子，八面来风。我们有很多渠道来解决资金、技术、人才等问题，并不必然需要港澳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总书记说新时期还要发挥香港的作用。新时期如何发挥其作用？我们理解，其最大的作用，就是制度供给。在一国框架下，为内地提供制度供给、制度借鉴。香港作为自由港，商业规则、营商环境、开放程度、法治水平都代表着国际水准，可以为内地提供可借鉴的制度支撑。
（二）深圳最具有制度现代化的优势
一是有推动制度现代化的基础坚实。作为四个核心引擎之一，深圳在商品流动型开放方面走在了全国最前列。从量上来说，去年是2.24万亿的GDP，超了香港221亿。1997刚回归时，香港GDP还是深圳10.3倍。中国500强企业中，最赚钱的前十名都在深圳。从质上来说，深圳已成为科创高地，具有世界影响力。2017年科研投入强度是4.13%，2018年是4.2%，追平以色列，居世界前列。它的5G技术、基因测序、超材料等领域创新能力跻身世界前列。成绩如此之大，以至于特朗普举全美国之力，与深圳的一个街道斗法。我觉得这是深圳的光荣时刻。深圳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没有香港高，很多人知道香港而不知道深圳。但是特朗普给我们做了宣传。深圳应该给他发一个荣誉勋章，杰出市民。在高楼指数上，深圳也是一骑绝尘。它的高楼数量世界第一，106座200米以上的高楼。同期香港有86座，上海60座。城市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五，中国第一。市场主体数量全国第一，有309万家，比北京、上海都要多。人心思富，对财富的渴求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工业百强区龙岗全国排名第一，全国百强区南山全国排名第一。在园幼儿数量全国第一。这个数字很有趣，在园的幼儿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本来就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平均年龄32岁。还有那么多幼儿，我们会一直年轻，充满了朝气。
二是形成了浓郁的市场氛围和成熟的市民社会。就社会发育程度来说，全国也只有这个地方真正形成了市民社会。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识自治，这些市民社会的四梁八柱，在这个地方是最粗壮的。“各得其所、不害他人”是深圳市民的基本行为准则。大家都在忙着怎么发展、怎么创业、怎么挣钱，哪儿有心思管别的事。有事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成为基本的认知。同时，这个地方是移民文化，开放包容，便于接受新生事物。与宗亲势力强大的潮汕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经。让潮汕进行制度现代化，门儿都没有。
三是有积极有为的政府。政府积极，并不意味着要干预市场。恰恰相反，深圳历届政府都很敬畏市场。它们更多地是做服务、做环境、做制度保障。正是由于是服务型而非管制型政府的定位，深圳的基础设施、社会管理、城市形象才有了国际范儿，才有了深圳的今天。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大湾区的背景下，深圳的发展前景，用官方的语言，是要打造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验区、高质量发展先行样板、大湾区建设核心引擎、践行新发展理念城市标杆、可持续发展议程示范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未来深圳的着力点，也会从这些方面入手来推动。这些定位，都涉及到全面发展的概念，都涉及到制度完善的内容。深圳通过制度型开放实现了这些定位，对内会牵引带动中国的发展，对外会形成制度吸引和制度示范。这本身就是深圳的使命和担当。
（三）深圳制度型开放面临若干问题
一是内地化。制度型开放需要破除制度藩篱的胆略，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决心。在发展之初，深圳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锐意改革的特区精神。但是，经过长时间高速发展后，深圳出现“特区不特”的现象。现在内地的许多城市，像成都、重庆、长沙、西安，也都在大踏步改革，正在迎头赶上。那儿的创新氛围丝毫不比深圳弱。它们吸引人才的政策甚至比深圳更优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客观上，前40年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利益格局，再像以前拓荒牛一样的拼搏不太可能。再加上外部环境束缚，难免会产生这种变化。
二是香港化。高房价、高租金、高营商成本产生了挤出效应，工薪阶层或者租房，或者成为房奴。不 敢消费不能消费。在消费总额排名中，深圳在全国排第七，与它自身的体量不相称。1260万常住人口中，有65.3%都是非户籍人口。而同期广州是37%，北京是38%。为什么会这样？来了就是深圳人，应该说落户成本很低了。我想，首先是买不起房，压力很大；其次是不想长期呆在这里，没有归属感。这里只是干一票就走的地方。教育、医疗资源相对欠缺。不值得花一辈子的时间在这儿生活。我在北京有很多的同事、朋友，很多都是从深圳反流回去。他们认为深圳是一个创业型城市，但如果仅仅在深圳生活的话，压力会很大。深圳目前有1300万蓝领工人，这些工人是随就业机会流动的，很难说深圳永远会有他们的就业机会，所以也导致落户率较低。
三是本土化。体现为发展的碎片化、自我化、偏科化、缺陷化。个人总结不见得到位。就碎片化来说，深圳发展得太快，内部各区在背靠背发展。有深汕特别合作区，是向东发展？还是有深中通道，是向西发展？前海是深圳城市新中心，现在的中心就不算了？深圳要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需要整合岸线资源。整个湾区的自然岸线只有37%，相信深圳的自然岸线比例更低。岸线资源怎么整合？大鹏与盐田是什么关系？这都不明确，我觉得发展还没有形成系统布局的概念。自我化，以前深圳是全国的深圳，以开放包容为特点，科化，深圳是科创高地，但过于强调科创，对传统产业关注较少，比如纺织、鞋帽这些最初的产业。这些是解决就业的主渠道，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缺陷化，深圳短时期形成的一座新城，缺少成体系的基础教育、医疗资源。当然我们正在补足这个短板，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四是外部竞争激烈。从国内来说，新一线城市竞争激烈，杭州、长沙、成都等城市的创新型经济活跃，人才争夺日趋激烈。从国际上来说，对优质资源的争夺日益显化，纽约、伦敦等老牌金融城市也在发力向科创转型。现在旧金山的硅谷、纽约的硅巷、伦敦的硅城，已成为西方国家三大创新高地。纽约科技岗位的就业职数，已经超越金融业。世界顶级人才的数量是有限的，如何创设一个高标准的制度环境，吸引或者说争夺全球创新人才来深圳，就是一个重要命题。
六、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具体路径和主要内容
（一）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具体路径
大湾区的框架下，制度型开放的内容应包括经济规则、社会治理等若干方面，考虑到难易程度，初步可以以经济规则对接为主，主要包括资质互认、标准对接环境趋同等内容，随着大湾区建设的逐步推进，再过渡到治理协同、民生合作等社会领域。在操作策略上，可以“三跑”并存，以前是跟跑，现在是并跑，以后还可以领跑。跟跑，就表现为我们要向香港学习，学习他们可资借鉴的运行规则。并跑，是指我们在吸收借鉴国际先进元素为我所用的同时，也要注重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领跑，是指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新经济，可以以我为主进行规则设计。刚才说到的移动终端、移动支付、人脸识别、共享经济，这些都是深圳所长。如果能形成深圳标准，就会是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
（二）推动制度型开放的八项内容
一是探索要素流动机制。要形成一个功能区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模式。要通过资质互认等制度设计，来打通制度涵洞，推进双方的软对接。二是探索民生合作机制。比如出台针对港澳居民国民待遇的相关政策，推动福利的跨境可携带，“钱随人走”，湾区一卡通等。三是推进社会治理协同。三地共处一个区域，应该在共建共治共享方面开展合作。香港的义工组织非常发达，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单元。内地应该向他们学习，配合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比如，是否可以在大湾区压缩行政层级，现在是三级行政，是否可以像香港一样扁平化管理？是否非得清一色的四套班子？完全可以裁减冗员。四是学习港澳的经济运行机制。它们企业的出生、运营、死亡都是自由的，没有营业限制。我们现在还有营业限制，还有负面清单40条。它们有自然人破产，有清晰的政商关系，这都是现代社会所必须具备的制度设计。五是探索开放合作机制。香港连续25年成为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我们如何开放，有何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六是探索权益保护机制。私权神圣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法理。私权包括有体产权和无体产权。像知识产权这种无体产权，在内地的制度架构下，保护力度就很弱。我们要加强这种保护力度。要通过法律而不是法规的方式加以保护。此外，保护的目的是使用，要制定激励知识成果转化的制度体系。美国“拜杜法案”就是激励成果转化的具体制度设计，直接催生了美国从制造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客观地说，深圳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出台了科创22条等政策。但这些方面还应力度更大一点，要形成深圳版的“拜杜法案”。七是探索成本降低机制。在降低商品流动成本方面，深圳一直在为企业减负，做得非常好。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在融资、能源、土地、人才成本降低等方面做一些大胆的突破呢？比如说能源方面，是不是可以推动民营企业参与区域能源的储备、运营甚至是交易呢？如果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深圳就会迎来另一个爆发期。八是探索环境优化机制。国际高标准营商环境是一种核心竞争力。要努力在深圳构建起这种环境，包括硬环境，更包括软环境。软环境包括宽松适宜的生活环境，预期稳定的制度环境和权益能得到保护的法治环境。这些，都应该是制度型开放的培育重点。
（三）经济层面制度型开放的三大重点
一是高标准营商环境的构建。它是边境内的规则国际化问题。应该说，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开放平台和载体，加快对标国际贸易合作规则，形成了许多在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型开放成果。主要有四个类别：第一是政策环境。包括“放管服”改革、“最多跑一次”、单一窗口等内容，主要是政府主动有为的行为。这方面，深圳是全国的标杆。第二是制度环境。主要是指如何对标先进规则，在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等方面进行完善。比如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负面清单等问题。它主要是中央的事权，地方能做的事儿不多。但是，在以我为主引领经贸新规则方面，比如在电子商务、跨境电商、移动支付等深圳所能方面，深圳就可以做些制度创建的工作。第三是人文环境。地方政府可做的事情就很多。与国际接轨的教育、医疗资源是营商环境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单元。一个国际化的科创人才通常不会让子女接受中国国内传统的意识形态教育，而更多考虑与国际接轨的教育体系。深圳可以重点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是否可以引进英国哈罗公学、梅奥中心等平台在深圳落地？大湾区提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就是基于这种考虑而设定的。深圳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提升整体的教育、医疗水平。第四是执法环境。就是要让人有稳定的预期，有一个在权益受损时表达渠道顺畅、反馈及时、争端解决公平的制度环境。
二是服务业优先向港澳开放。大湾区要求聚焦国家所需、港澳所长、湾区所向的领域。现在，港澳所长或者说有竞争力的领域只是高端服务业领域。这里边，教育和医疗是香港明显有优势的领域。在CEPA框架下，我们曾推动教育、文化、社会、金融等领域向内地开放，但存在玻璃六、弹簧门，落实地不好。我们希望借助大湾区平台，真正推进高端服务业向内地开放，特别是教育、医疗向内地开放。通过这种开放，既为港澳发展注入活力，又通过引入香港的鲶鱼，倒逼国内服务业的深层次改革。比如，医疗方面，我们提出把横琴作为医疗健康领域对外开放的压力测试区，打造成世界级医疗中心和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要采用“三同步”（与港澳的先进药物适用、先进医疗器械适用、医疗服务技术适用同步）的原则，复制、提升海南博鳌乐城的黄金九条。通过这种制度设计，将珠江西岸的发展能级提升起来，以此来辐射带动珠江西岸的发展，甚至是粤西的发展。教育方面，我们写过一个材料，叫《把教育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优先领域》，里边提出要将民办国际化教育作为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先手棋，要鼓励港澳的高校在内地独立办学而不是合作办学。通过引入香港的教育，可以倒逼国内教育改革。陈宝生部长提出到2035年，要使中国成为令人向往的留学目的地国家。我觉得是有很大难度的。我们必须用大湾区这个平台做出某种尝试。文化方面，港澳影视业曾经很发达。我1991年上大学，当时如果能说粤语、唱粤语歌，那拽得不行。现在呢？今年年初刘德华举行演唱会，声音沙哑了、唱不出来了，几十年了，香港的艺人还是那几位，刘德华老了，香港老了，香港已经不那么香了。规划纲要提出要复兴香港影视业。怎么复兴？我们对于唱片、电影等影视业管制太严，要有批文，要备案，要进行内容审查。如果香港的影视业要复兴，就需要在大湾区在审查规则、备案制度等方面做出制度调整。
三是要素便捷流动。这是最底层的政策，是推动大湾区行稳致远的根本。大湾区有九类政策，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便捷流动是最基础的。关于四流的问题，大家都感同身受。现在有些部门父爱主义严重，将香港包裹的太严，唯恐内地人去了给香港添乱。现在，我们从事大湾区研究的人去港澳都极其不方便，更不用说其它部门的人了。人的便捷流动都实现不了，人心怎么回归。近期香港乱象，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人与人交流少了，有隔阂，应该尽快破除这种隔阂。应该说，各个部委对此都有共识，但推动起来很难，至少我还没有看到明确的迹象。
（四）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内容—“三零”规则的压力测试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从被动适用转为主动作为，要主动进行“三零规则”的压力测试，要按照我们的节奏、按照我们的意愿、按照我们的方式推行这种开放。2018年，中国四次大范围自主降低药品、汽车、日用品等在内的进口关税，关税总水平降到7.5%。2019年1月1日起中国继续对700多项商品进行进口暂停关税，部分商品降至零关税，对原产地为港澳的产品全部免征关税。前几天又宣布负面清单40条。应该说，总体上现在正在朝“三零”规则努力。
刚才说大湾区应该承担这种压力测试的任务。因为自贸试验区一定程度上无法承担这种任务。那么，在什么样的点上进行试验呢？现在我们提出“两廊两核”的空间架构。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空间上东岸有一个广莞深港的创新走廊，它的核心是落马洲河套港深创新合作园区。西岸有广中珠澳创新走廊，它的核心是粤澳特别合作区。前者是0.87平方公里加3平方公里的拓展区，3.87平方公里。后者是5平方公里的粤澳合作产业园，扣除粤澳中医药产业园后还剩2.57平方公里。这两个地区，就有可能成为适应“三零规则”的压力测试区。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区域？一是因为与港澳毗邻，便于人员等要素自由流动。二是因为要控制风险，范围起先不宜太大。三是制度结合部，一直是开放的前沿，有开放的基因和传统。
测试是分对象、分步骤进行的。一是大范围内，针对港澳进行服务业的全面开放，是在大湾区全域开放。二是上述两个特定区域内做出突破。主要是延伸适用港澳的自由贸易政策，推进人员自由、资本自由、货物自由、信息自由流动。在国家把全域自由贸易试验区、分阶段分步骤建设自由贸易港给了海南以后。我们就不必再在大湾区申请建设自由贸易港。要做的，仅仅是争取将小范围内，将港澳自由贸易政策延伸过来。在大区域内，进行体制改革的探索，逐步消除关税壁垒、市场准入、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软壁垒”，促进要素跨境便捷流动。
七、推动制度型开放的保障措施
（一）大湾区在整体开放格局中的定位
一是国家全面开放的压力测试区。要全面开放，不留死角，要从服务业优先向港澳开放做起，真正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二是国家包容审慎监管区。改革再出发，要综合考虑各地差异，因地施策，不能统一适用不做区域的制度安排。对于深圳这样的先行区域，要给地方释放空间，暂停一些行政法规的适用，更多的给地方人大留下立法空间，让他们自主决定发展路径。三是全面制度现代化探索区。要统筹内地和港澳两种制度的特点，内外兼修，构建包容性、引领性的制度体系，经过后“一国两制”28年不断的调试，为“一国两制”后2047年后提供路径指引。四是“一国两制”特别合作区。针对港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设计支撑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制度支撑，以此来验证它的成功实践，并为后续问题提供制度示范。五是新时代创新发展合作区。这个区域的发展，不仅针对港澳，也要针对“一带一路”国家。不仅是科技创新，也要包括制度创新。
（二）给予区域总体充足的改革空间
一是经中央决策，经全国人大给予综合授权，给予深圳一定的“自治权”。当然要坚持党的领导，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这个前提下，只要有利于发展的方案，都可以试行。二是要采用包容审慎监管的模式。针对市场主体，出台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针对政府主体，则适用正面清单的管理模式。通过这种方式，将中央各部委条条的权力，更多地让深圳地方来承担，这样可以更切合实际。三是要建立免责容错机制。要释放改革空间，首要的是形成包容的改革氛围。这方面，深圳可以率先作为。
（三）给予起步区特殊的治理模式--“辖区治外”
要争取延伸适用港澳的自由贸易政策至起步区，形成与港澳无差别的制度环境。要在此采用“三零规则”的经济运行规则，最大程度的便利、吸引高端要素在此集聚、醇化。要逐步采用趋同港澳的社会治理模式，增强对国际人士的吸引。要推动法律适用上的突破，鼓励当事人自由选择。可以选择香港的法律，也可以选择内地的法律。
相信在大湾区框架下，通过积极争取，主动作为，深圳会在制度型开放方面走在前列，真正引领中国改革再出发。
互动交流
深圳实现全面制度现代化要如何突破现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约束
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副总召集人、深圳社会组织研究院院长饶锦兴：
王部长今天的演讲向我们展示了国家智库智者的视野和风采，非常感谢！我个人感觉要进行全面制度现代化会受制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要在深圳实现全面制度现代化，怎么样突破现行治理体制的限制？我是研究社会组织，就讲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这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近年来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有重大变化。深圳改革开放这些年，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上有很多的创新突破，而这两年的明显感觉是“辛辛苦苦很多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又称为社会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过去我们有八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申请社会组织登记时能不找业务主管单位的，登记部门尽量不麻烦你去找业务主管单位；现在是统一回到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状态，申请社会组织登记时基本都要求有业务主管单位，因此很多想设立的社会组织登记不了。深圳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也存在您说的“内地化”状况。
还有就是您起草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促进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合作，遗憾的是2016年4月28日发布、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使内地的社会组织和港澳的民间组织合作受限。立法征求意见时，我极力呼吁能否不将港澳民间组织纳入外国非政府组织范围，要鼓励内地社会组织和港澳民间组织交流合作，在广东开放一点空间，人轻言微，没人搭理。我最近在调研中了解到，前些年香港社工机构和内地的合作非常多，而且给深圳乃至整个广东社工的发展带来很多的经验。2017年《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法》实施以后，香港民间组织到内地活动受限。
所以，我想请教王部长：深圳实现全面制度现代化会如何突破现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约束？
王福强：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利益固化，制度形成以后就会形成掣肘。我刚才所说，我们理解过去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跑得快，以效率决定一切，到了现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我们需要顶层设计，在改革再出发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顶层设计，这个顶层设计很大程度上我个人理解是制度决心，现在不是北京发话、不是北京的部委发话、不是北京的高层发话，底下都无所做法、不敢动。我们在内部呼吁，怎么有一个综合授权？通过全国人大的综合授权，给予具有浓厚开放氛围和开放惯性的地方真正松绑，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辖内治外，我们需要暂停部分行政法规在深圳的适用。我们更多的是给地方留白，让地方有更多的空间。国家治理一直是中央高度集权，各地千差万别太大了，深圳和宁夏相比，适用同一部法律还是有所差距的。基本法可以这样适用，行政法规为什么要一致？完全可以在深圳暂停部分行政法规的适用，这是我们的政策建议，现在也在推动这些事情。
深圳要保持持续发展 制度创新最为关键
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副总召集人、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富海：
我不是第一次听您解读大湾区规划，这次的角度让我觉得特别不一样，我自己在文件里真没看出来在大湾区规划中有深圳全面治理创新这样的职责，但相信您讲的应该有很多在文件背后体现出来。我十分认同您的观点，深圳要保持持续发展，制度创新确确实实是我们的关键点。
其一，改革路线不能制度性延续。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里很多人将自己定义为“深圳主义者”，其实就是“改革主义者。这些老深圳们深知改革开放给深圳带来的好处和对未来的意义，可是我们的流官制度却对于这样的改革圣地没有改革选项，我们经常会担心又派来一位没有改革基因的领导，随时可以改变深圳的改革进程。所谓内地化，基本上是内地领导带来的负能量的积累。
其二，立法改革也没有制度性保证。我当了十年的深圳人大常委，深圳特区立法权是全国人大的特别授权，高于省级立法权，鼓励深圳进行立法改革创新。问题是即便在个人无权集体有权的人大常委会，一把手的能力魄力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经历过好几任人大主任，他们的个人风格左右了立法创新的力度，总体来讲，深圳在用好特区立法权来营造制度创新的氛围方面，还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其三，顶层支持，基层创新。80年代深圳的改革是由高层在鼓励和支持，深圳大胆闯大胆试，才有了深圳的发展，并为全国做出了许多制度性贡献。但现在提倡顶层直接做设计，基层不敢创新。此外大湾区规划或者其它方面，也没有看出来上面对深圳在深化改革中有特别支持，让深圳在制度建设上迈不开步子。比如在建立经济方面的规则，深圳尚有所作为，但在社会制度、民生制度，甚至行政制度等方面，就不敢越雷池半步。饶院长前面提到，原来深圳在社会组织已经走出去那么多，现在大规模的往回缩。
再比如，深圳的制度建设只能在辖区内部，涉及到外部的就微弱到近似于无。深圳的空间规模与经济社会规模已经出现了较大矛盾，如果不能在区域中来解决，深圳发展将受到很大阻滞。飞地是拙劣而低效的方式，更好的手段当然是深度的区域协调。可是在什么区域范围？协调什么？机制是什么？只有省里才能做出安排，深圳市不能越雷池。珠江东岸深莞惠城市群里，深圳在经济上肯定是龙头，在行政级别上也较高，能否发挥“节度使”的职责，协调深莞惠城市群的共同发展事宜？
说了这么多，就提一个问题，您希望深圳在全面制度现代化方面要成为典范，对这一点，您的信心如何？
王福强：王老师说得很精辟，有没有完全取决于高层，不是我。完全取决于怎么诠释总书记的意思，游说他认同我们的思路，完全取决于我刚才说的外部偶然性因素。我觉得近期很多香港的问题会不会成为推动治理思路改变的因素。
深圳可否实行飞地模式
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智者、南山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主任敖建南：
很受益也开阔了眼界，感谢王部长。现在大家对香港很关心，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香港的住房是突出的矛盾。王部长也说了，香港要是开发一片土地，或是做这件事情很难，在网上大家都传香港有可能像内地一样采取飞地的模式，有没有可能？
作为深圳来讲，深圳的土地资源也非常稀缺，年轻人到了深圳能不能留下？留下来是需要住房，深圳有没有可能在周边的城市进行飞地？现在深圳已经在东莞边缘地方开发房地产，从大湾区的角度来讲，深港两地在飞地方面有没有打算和规划？
王福强：网上有传关于香港在惠州建小区要住47万人的报道，飞地是国家发改委2016年下半年发的文，肯定是大力支持的，飞地怎么理解？飞地绝对不是自我封闭、自我管理、适用港澳那一套，更多是鼓励港澳居民在内地生产、生活、就业，我们要向港澳居民放开房地产市场、就业市场，希望他们来内地与我们融合发展，而不是让他们封闭起来。内地发展飞地是可能的，但是前提条件并不是封闭起来，飞地有不同业态的话，香港科技大学在庆盛做分校、配套园区，可以理解成教育飞地、园区飞地，香港在珠海做科创飞地，我们认为都是一些飞地的模式，香港提出再工业化需要土地承载、空间承载，他们在佛山搞一块飞地，这块飞地的模式肯定是共建共治共享，而不是独建、独治、独享，这种模式肯定是大力支持的。
深圳土地资源非常稀缺，是不是可以套用飞地的模式，深汕特别合作区我们认为就是一块飞地，并且我们还要考虑综合的背景，我们“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来跨区域协调发展，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打破行政区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而是要形成功能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配合这种改变会做行政区划的调整，政府治理架构的调整。无论如何，破除现有的发展惯性，背靠背的以行政区配置生产布局、配合资源要素的模式是要转变的，这种大的判断下，深莞惠三地创新合作区完全可以成为一块共建共治共享的区域，而不能认为是深圳的飞地。如果你认为是深圳的飞地，东莞是不是认为也是他的飞地？我们首要是做好转变，行政区向功能区转变，怎么规划一体化，生产布局协同化，机制决策一体化，要做好这些才能谈到下一步怎么发展的问题，而不是深圳搞一块地，深圳揽在我怀里发展，跟你们没有关系。东莞和惠州肯定很不满意，我的贡献率是不是要给你？分享再多的利益我也不愿意，我有自己的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建立合作，从决策、规划、基础设施上努力会好一点。
加快粤港澳三地人才互通融合
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智者、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交通研究中心主任王雪：
大家好，我是深圳市政协委员王雪，谢谢王部长精彩的分享，我也提出我的问题：制度创新是最艰难的，国家层面真的要容错，否则深圳市是没法创新的，这个问题在公务员队伍事业单位特别突出，没有人敢创新，创新出错自己将面临巨大风险，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比如说您提到建设国家包容审慎监管区，到底是偏包容还是偏审慎？目前能达成共识吗？
例如说我是搞交通研究的，国家层面对网约车、共享经济提出包容审慎的态度，但是三年下来会看到各地的政策，实际上是在审慎而不是在包容。所以把网约车行业从非常好的能把闲余资源共享的经济模式变成新型的出租车行业，这就是我们包容审慎政策带来的结果。下一步，如果在国家层面对更包容还是更审慎没有方向性的共识，我觉得很多事情都非常艰难。
深圳之前对标新加坡，派出多期领导干部到新加坡学习，并且把新加坡的东西搬到深圳来。经过这么多年，大家反思，觉得我们最方便学习的隔壁香港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深入学习的，但是怎么学习？三地人才互通的机制是最核心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互通，只有单向流通，香港人来深圳很方便，香港公务员来深圳很方便，但深圳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领导干部赴香港，等同于出国，还谈什么大湾区？去一趟香港和澳门占用每年出国两次指标中的一次，那怎么学习？我经常给深圳市管交通的领导说，不用学别的，一城之隔，到香港看看人家的地铁、人家的慢行系统是怎么建的就可以了。他们说，我去不了，我一年两次机会，我去趟香港多划不来？那我们还怎么学香港？我觉得国家至少放开机关领导干部去港澳的限制，甚至能不能派深圳的公务员到香港管理部门深入学习。比如说派驻到对方的交通部门、市政规划部门，去深入学习人家是怎么管好这座城市的，这样才能加快真正的融合，只有人的融合才有制度的融合，这块破不了还谈什么大湾区融合、制度创新？王部长来深圳特别好，我知道您的天线可以直达上面，能不能帮我们呼吁一下？没有这些，深圳的制度创新就没有保障，也没有动力，谢谢您。
王福强：包容审慎监管区是我们内部讨论的问题，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大湾区规划出台的时候其实以发改这条线为主向上推动，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内部材料。有些部门并没有参与，2017年7月1日总书记在香港宣布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让香港抓住人民币国际化、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7月3日有一个部门的七个司长跑到我那儿去，头一次坐下来让我跟他们汇报一下大湾区的前世今生是怎么来的。这些部门都是你刚才所说的卡脖子部门，总书记重视他们压力大了，压力转到他们那儿。正是这种推动模式造成我们在各个部门对于大湾区的认知并不是很一致，我们从深改办、发改委的角度全力做成改革再出发的首要平台，我们这块有太好的基础、太好的惯性、太好的市民社会。但是有些地方的权利到我手里就是我的菜，不能抢走我的。像出国的审批、赴港澳的审批，权利怎么可能给你呢？这就回到你第二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不方便，我去港澳也很痛苦，我做港澳研究，我要去，要报到发改委，发改委形成材料报给港澳办，港澳办说可以再退回来，发改委再重新把材料准备好报港澳办，审批以后我才能出去，至少要两个月的时间。恨不得掰开、揉碎、脱光的感觉，有些部门父爱主义泛滥，把香港包裹得太严，背后是什么原因我们也不能深切的了解，我觉得这种方式是不妥的，受到各个部门强烈的反对。放开对科研人员和研究人员赴港澳限制是必然的，改革只能一步一步来，除非这个时候有特殊的时机、特殊的外部事件加速高层对于大湾区改革开放的步伐，涉及到部门协调的问题比较复杂。
数字经济如何选择国际上对标的标准
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智者、深圳市深洪新经济综合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建华：
王部长您好，刚才您提到对标现代化、国际规则非常好，而且提到数字经济新业态，对于数字经济的新业态，前两年出现P2P爆雷、比特币、区块链大规模的炒作，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出现一种现象是“先发展，后治理”，新业态出现以后，数字经济是如何选择国际上对标的标准？向谁对标？对标谁？如何对标？避免出现一窝蜂上，后面出现很多的乱象，这方面我们改革开放的领域有什么新的做法、有什么新的指导办法？
王福强：我们有并跑、跟跑、领跑，事实上就新经济方面，我们是走在全世界前列，很难说我们有对标的标准，有先行者在那儿，虽不能是新向往之，类似于摸着石头过河和互联网的发展，我以前在工信部工作，很难界定或是很难预测互联网的业态是什么？当时我们能做的唯一监管是对互联网内容的监管，互联网的产业发展方向无法监管，国家发改委出了一个文，建议放松，并没有严格的限制，才有了过去一段时间的互联网大发展，并不是我们要对标某一个国家的标准，而是我们不断的完善、总结、提高。
探索乡村振兴制度
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智者、古村之友发起人汤敏:
非常感谢能听到王部长的演讲，我是做农村社会工作的，刚刚饶院长讲的，我们在城里的社会组织建设都在受到很大的压力，村里和城里不太一样，我在推进文化乡村保护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现村里自主振兴的路径，村庄的互助机制，他们的义庄、善堂，甚至自我的互帮互助服务都比乐善好施更有价值，互帮互助是给社会善能量的激活。当前农村的互帮互助遇到巨大的困难。有些事件不是人员冷漠，很多是制度障碍，很多村里成立互助小组、互助会，把自己的钱拿出50、100汇成自己的池子来帮助身边的老人、儿童，而不是都指望来自于北上广深帮他们。目前乡村形成一定的规模以后，镇长们、村长们视之为洪水猛兽。实际上大家是团结起来做善事，而不是要逼着农民变成自私自利和只扫自家门前雪，这样只会让更多的冷漠、恶势力在没有互助的道德场里，像癌细胞一样成长起来。
乡村振兴从目前国家的安全稳定战略来看，农村工作事关全局稳定，农村放开、激活农民自己成长起来的互帮互助美德，可以为我们化解非常多的风险，农民本身是没有政治野心和抱负，只是想帮助身边的老人和儿童，但农村并不像城里的监管，都跑去民政部注册民非组织，交3万还要选法人，立马让人家退一片，农民又不懂得法律，做法人感觉要把人抓起来，农村不像城市一样进行管理。很多村庄的互助会，镇长和村长说你不许参加互助会，人家干得很好，人民日报都报道了，特别像当年的小岗村一样，把田分了，小平同志说这是一个好事，还没有到小平同志听到全部打死干净了。农民这块放开以后，目前农村的互助系统、社会的互助制度有点像家庭责任承包制，激活农村社会的自主活力，有点像四十年前激活农村的生产活力。希望这个制度能得到探索，谢谢。
总结发言
有方向的敢于试，有愿景的敢于闯
张克科 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副总召集人、深港科技合作促进会会长
今天的报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解渴。王部长将粤港澳大湾区全国大盘子里把深圳举足轻重的价值摆出来了。我非常欣赏他的两句话：一是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再出发的第一首要平台，没有第二个。我觉得这是时代的使命，全国各地有各种各样的开放，有各种各样的改革。粤港澳大湾区自2016年、2017年提出来后，很多问题可以看到中央的决心和立意，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三个亲自。第二句话就是首要的基础的顶层工作就是制度规范的对接。两个首要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认识和共识。2017年7月1日粤港澳大湾区框架协议出来后，各种表达解说方式，珠三角九个城市各搭各的台，各唱各的戏。各方面做的一些实施细则并没有全面理解和消化湾区的重大决策的意义，而是在争取各城市的利益，争取要把一些没有写进的东西塞进去。今天王部长的题目做了一些调整，原来是说制度规范对接，现在改为全面实现制度现代化，立意更高一点。实际上全面制度现代化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九大报告做了更全面更深刻的阐述。粤港澳大湾区中就是开放程度最高的，发展基础最好，全面实现改革开放的几率机会最大。而核心和首要解决的自然就是制度规范对接。
大家发现没有，今天报告中提到了有几个关键词很有意思：
一是“愿景”。我们一般都讲计划、规划怎么做，而制度规范的对接要有愿景，2033是香港回归25周年，接着就是2035，还有2050。2049是香港回归五十年。愿景下要做的事和规划、计划下做的事是不一样的。我昨天听到华为高层也在讲他们现在的思考是要建立新的愿景。以前做的是计划、规划，现在是从愿景出发，这个愿景就是重新规划的目标，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我们制度性的开放。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个货币体系三个法域治理模式，具有极大的挑战和空间。另一个关键“深圳是领头羊”，领头羊是深圳的价值，没有香港就没有深圳，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深圳，改革开放以后深圳的价值并没有完全被认同，习主席要求深圳总结可复制性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推广，领头羊给我们很好的机会。不知大家注意没有，王部长在这个时候提到“陕北”，深圳的领头羊就像当年的陕北那样。小平同志在选择深圳做经济特区的时候提出了要“杀出一条血路”，改革开放四十年下来，深圳就成为了红色根据地，如同当年陕北那样，成为希望和信心。十九大分析我们处在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这种情况下，深圳要建立改革开放的根据地，如同陕北的根据地，通过卓绝艰辛的奋斗到全国的解放。一国两制任重道远，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对于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圳的价值如同当年的陕北根据地，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今天是7·7，这个时点开会很有意思。在大愿景下，再次出发集结号，国家首要平台的定位，改革开放的根据地，确实令人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王部长的报告从全面制度现代化的实体、程序、定性、价值、问题导向、凝聚共识、全球，特别提出广度、深度、高度，也提到我们现在的区域开放不是三三两两的问题，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区域开放，只有在粤港澳大湾区才给了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给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就是湾区的使命，要从世界级的城市群和国际科创中心的大愿景谋略，举起屹立于全世界民族之林的鲜明旗帜。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老书记李灏市长说不给改革权做市长就没意义。深圳当年是怎么做？突破体制机制的束缚，和国际制度规范对接，这是都是可以做到的。今天王部长还提到一个关键词是“不争论”，当年就是姓资姓社不争论。七个人是个体户，七个人以上是私营企业。任正非说1987年，因为深圳可以登记民科企业，所以就去登记创办了华为？民科企业就是一个制度设计，针对个体户私营企业，要发挥市场的能量和科技人员的创业精神，就要有破和立。当时的民科企业就是1万块钱、两个人。如果没有这个制度的改革，没有开放思路的尝试，华为到底算是私营老板还是个体户还搞不清楚，任正非应该很纠结。这就是制度规范的突破，可能先有突破再有认证，或是先有案例再有认同，我们觉得深圳要做得更多的是突破。
今天王部长也给了深圳领头羊开了几个大处方，八大内容、三个重点、一个核心、三个配方。深圳一定要想办法争、想办法用、想办法试。不试你怎么知道不行呢？面向全球化格局，进入WTO时代，CEPA是个很好的盘子。2008年汪洋书记到广东，就提出了建设粤港澳特别合作区的设想，经过争取，没有得到共识，但落实了珠江三角洲规划，挖掘和布局了横琴、前海、南沙。并在CEPA的框架下，从第七轮开始，给了十二项广东省先行先试的服务业开放。并在2015年提出了广东协议，全面实现服务业开放。为此国务院还专门下达文件，若干国务院条例在广东省五年内暂不执行。这个模式和粤港澳大湾区是同一思路。后来广东省没抓住这个机遇，而是盯着其他城市和其他政策。去要自贸区。眼睛看着别人不知道自己端着金饭碗，2015年是最好的机会，如果当时做CEPA的示范区，抓住WTO最后两年冲刺，或许可扩大根据地的影响力生命力。
香港之所以是香港，就是双向的价值和双向的开放，解决香港的问题一定有一国两制的原则，一定有内地的支撑；解决内地的问题也一定借力香港的价值、香港的经验和全球认同的商业模式和营商环境要素和人才。学习香港，全球认同你，服务香港，你和香港不一样的差异化发展，经济上和两制方面就有些差异，“一国两制” 的价值，一、二、三的特色，应该有很大的空间。
香港政府也在转变，河套地区1991年就开始提了，穿梭巴士香港回归前1997年4月就开通就开始走了。听老同志回忆，当时港督麦理浩、卫奕信还算是有一些治理的民主和民治的方面，后来彭定康来就乱了。由于前期的研究推动和专业界产业界的呼吁，国务院港澳办1998年同意将深港跨界科技合作列入了粤港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议题之一。为此我参与了会前的筹备和对接工作。当时香港政府官员就明确提出，香港是执行积极不干预和大社会小政府的体系，河套起来做科技，我政府不能支持一个产业，科技不能独立出来支持，我怎么能支持河套发展科技呢？他们也在仔细了解深圳是怎么支持科技的？到现在为止，香港政府对于创新与科技的认同，随着经济的变化形成了社会和业界共识的最大的公约数。科技创新为融合发展共享资源搭建的桥梁。虽然香港创新与科技局晚了一年半，但最终还是在任期内成立了新的机构。我们觉得香港政府也在改变。1998-1999年经过18个月的两轮专业专家咨询决策建议，香港政府拿出了50亿的创科专项资金，建立了科技园、数码港、应科院等。其中22亿用在设立了5个研发中心。去年立法局通过了500亿的预算发展创新科技。记得当年董建华先生直接和高丽书记和子彬市长说，我不像你们，你们决定了就可以干。我回去要经过各种方式，同事要论证，社会要认同，立法局要批准。而香港最大的价值也在于法制体系理念和完备和职业精神专业服务的坚持。所以制度规范的对接是顶层也是基础。
王部长给深圳开的处方，我理解就是两个字：“试”和“闯”，看得到方向的敢于试，明确有愿景的善于闯。发展的过程就是探索和试错的过程。从作茧自缚到破茧化蝶，这个过程中要找到路径、找到方向，现在是路径不清楚，模模糊糊的，方向经常变，所以一直走不到对岸。要对接国际、面向问题、创造未来。未来是什么、愿景是什么，粤港澳大湾区的五个目标大家说最有兴趣的只有一个，就是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我们提到就业问题、服务问题、环保问题、发展问题，如果把愿景放在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行政区划、改革的问题都应该有一个药方对标。
希望王部长可以继续关注深圳、继续在粤港澳大湾区里把深圳的分量加重，深圳要做什么能做什么，未来我们都在期待。来了就是深圳人，你今天来到这里也是深圳人。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让深圳在未来形成一面旗帜、成为领头羊，建立高根据地，担当起我们这一代的责任。
主要媒体报道
深圳应成为制度现代化的领头羊
先峰快报 2019年7月8日 潘家玉
7月7日，在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市社科联主办、马洪基金会承办的第十七届深圳社会科学普及周讲座上，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王福强发表了题为“期待深圳成为全面制度现代化的城市典范”的演讲。
讲座中，王福强介绍，深圳最具有制度现代化的优势，在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方面走在前列，基础良好：中国的500强企业中，最赚钱的前十名都在深圳，深圳成为科创高地，科研投入强度逐年增加。王福强还认为，深圳的人口和创业密度全国第一，市场主体有309万，比北京、上海要多。人心思富才是发展的动力，同时平均年龄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有很多的第一，最根本的竞争力在于，深圳真正形成市民社会和市场氛围。
王福强还认为，大湾区框架下制度性开放的路径包括经济规则、社会治理若干方面，深圳初步可以以规则对接为主，这种对接可以参考并存，以前是跟跑，现在是并跑，以后可以领跑。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新经济可以“以我为主”进行规则设计，在移动终端、移动支付、人脸识别、共享经济，这些都是深圳所长，这方面企业形成标准可能就是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比如，探索经济运行机制，学习港澳的经济运行机制，包括企业的出生、运营都是自由的，没有营业限制，还有自然人破产，及清晰的政商关系，这些都需要深圳学习。
据了解，第十七届深圳社会科学普及周以“建设粤港澳人文湾区，当好新时代改革开放尖兵”为主题，通过开展社科理论普及讲座、“伟大祖国，辉煌成就”社科知识网络竞赛、第四届深圳青少年文明礼仪大赛、“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比赛、“人文湾区筑梦中华”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知识竞赛城际邀请赛等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科普及活动，普及社会科学知识、弘扬城市人文精神。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深圳应是制度现代化的领头羊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9年7月8日 王帆
大湾区时代，深圳下一步的愿景是什么？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王福强的答案是：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使命，特别是制度现代化方面应该有所担当。
7月7日，在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市社科联主办、马洪基金会承办的第十七届深圳社会科学普及周讲座上，王福强发表了题为“期待深圳成为全面制度现代化的城市典范”的演讲。
王福强说，粤港澳大湾区的价值目标是多元的、立体、丰富的。
“我们认为是在内地设一个平台主动向港澳学习，集合两种制度的优势，形成在未来有吸引力的制度体系。这就需要一个平台提前谋划、提前试验。”王福强说。
另一个背景是探索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路径。王福强说，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有很多滞后的领域，譬如教育、医疗、文化、金融、电信等领域如何对外开放？是否需要压力测试？开放进入新阶段，开放的重点是商品化流动性的开放，哪些规则和制度需要开放？如何开放？是不是可以先从服务业开放做起？服务业开放的路径步骤是什么？这都需要一个平台进行探索。
“粤港澳大湾区有独特的历史使命，除了发展功能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构建先进制度体系的历史担当，从大局来说，中国选择的道路、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选择的道路模式。”
王福强认为，大湾区具备制度型开放的基础条件，原因包括：广东与港澳紧密相邻易受辐射带动；有进行制度型开放的现实需求；有前期开放的坚实基础和成功经验；制度供给是港澳在大湾区中的独特价值。
而深圳最具有制度现代化的优势，原因包括：在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方面走在前列，具有很好的基础；真正形成了成熟的市民社会和浓郁的市场氛围；有积极有为的政府来谋篇布局；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
具体怎么做？
王福强提出了八方面内容：探索要素流动机制；探索民生合作机制，推动福利的跨境携带，为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提供一体化的国民待遇；探索社会治理协同；探索经济运行机制；探索开放合作机制，深圳形成与港澳一样的开放环境；探索权益保护机制；探索成本降低机制，在融资、资源、土地、人才等方面做进一步大胆的突破；探索环境优化机制，如何形成宽松的生活环境，对法律有依赖，需要立法、司法、守法建设。
而在经济层面推进的重点包括：打造高标准的营商环境，其中，与国际接轨的教育、医疗资源是营商环境重要的组成部分；服务业优先向港澳开放；要素便捷流动。
王福强说，服务业开放更多涉及制度层面，现在的医疗、教育、文化、社会、金融等滞后领域都是允许开放的，但是一直落实不太好，我们希望借助大湾区平台，真正推进港澳的高端教育、医疗向内地开放。
创业密度全国第一！中国500强企业，最赚钱的据说都在这座城
南方都市报 2019年7月7日 张小玲
深圳最具有制度现代化的优势，最根本的竞争力在于真正形成市民社会和市场氛围。在7月7日举行的深圳社科普及周讲座上，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王福强认为，大湾区框架下制度性开放的路径包括经济规则、社会治理若干方面，深圳初步可以以规则对接为主，这种对接可以参考并存，以前是跟跑，现在是并跑，以后可以领跑。
深圳市场主体309万，比北京上海多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整体战略已经形成，大湾区将成为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领头羊”。在第１７届深圳社科普及周讲座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王福强作了“期待深圳成为全面制度现代化的城市典范”的讲座。
王福强认为，深圳最具有制度现代化的优势。深圳在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方面走在前列，具有很好的基础。中国的500强企业中，最赚钱的前十名都在深圳，深圳成为科创高地，科研投入强度逐年增加。王福强还认为，深圳的人口和创业密度全国第一，市场主体有309万，比北京、上海要多。人心思富才是发展的动力，同时平均年龄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有很多的第一。
以前是跟跑，现在是并跑，“以后可以领跑”
王福强还提到，深圳最根本的竞争力在于真正形成市民社会和市场氛围，“大家都在忙着怎么发展、怎么创业、怎么挣钱，也就是市民社会、现代社会要求的社会结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绝对性的作用。”但王福强也提到，深圳制度型开放也面临若干问题，比如高房价、高租金、高营商成本产生挤出效应，不少人认为深圳是创业型城市，如果在深圳生活的话压力会很大，人口还是会流动的。另外，深圳作为新城市，缺少成体系的基础教育、医疗资源，当然深圳正在补足这个短板，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在王福强看来，大湾区的框架下制度性开放的路径包括经济规则、社会治理若干方面，考虑到难易程度，初步可以以规则对接为主，主要包括资质互认、标准对接、治理协同、民生合作等若干方面。这种对接可以参考并存，以前是跟跑，现在是并跑，以后可以领跑。
“跟跑在大湾区表现为深圳可以向香港学习，学习他们先进的经济运行规则。并跑，注重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同时注意吸收国际先进元素为我所用。领跑，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新经济可以以我为主进行规则设计，在移动终端、移动支付、人脸识别、共享经济，这些都是深圳所长，这方面企业形成标准可能就是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王福强说，比如，探索经济运行机制，学习港澳的经济运行机制，包括企业的出生、运营都是自由的，没有营业限制，还有自然人破产，及清晰的政商关系，这些都要深圳学习。
王福强：深圳是制度现代化领头羊，应在大湾区建设中更有担当
南方日报 2019年7月10日 张小玲
“粤港澳大湾区给深圳带来制度性开放的机遇，深圳应该抓住，努力成为全面制度现代化的样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市典范。”日前，在深圳市委宣传部和市社科联主办、马洪基金会承办的第十七届深圳社会科学普及周讲座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王福强认为，深圳是制度现代化的领头羊，应结合大湾区的使命，在制度现代化方面有所担当。
“今后的开放更注重规则接轨和制度创新”
王福强说，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除了发展功能以外，更重要的是构建先进制度体系，而推进现代化建设正是其三大任务之一。
“现在的开放，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水平更高。过去更关注促进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开放，如降准入门槛、降关税等，但今后的开放更注重规则、制度、法律层面的完善，更注重系统的开放和顶层设计，这与改革开放初期很不一样。”王福强说，过去40年，以要素开放作为主要手段，依托土地、人口等要素红利形成了参与国际竞争的传统优势，实现了量的扩张。但现阶段不能再通过招商引资，而要通过创新模式，这不仅仅是科技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
与此同时，王福强坦言，改革进入“深水区”，许多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也需要破除制度性障碍，而对标国际规则即可以倒逼深层次的改革。此外，坚守全球化这一成功经验，更充分地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也需要对标国际规则，吸引高端资源进来。
“我们不缺改革方向，不缺改革动力，但缺改革空间。如何形成这种改革空间，让改革者愿意改、敢于改、乐于改，就需要一个平台来试验。”王福强说。
“深圳最具有制度现代化优势”
王福强说，大湾区具备制度型开放的基础条件，而深圳在其中又最具有制度现代化的优势，如开放的商品和要素流动、科创高地和创新能力、积极有为的政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等。
但深圳制度型开放同样也面临若干问题。“现在深圳的产业还没有形成系统布局的概念，科创是高地，但又过于强调科创，对一些解决就业的传统产业，关注并不多；缺少成体系的基础教育、医疗资源，高房价、高租金、高营商成本还产生了一些挤出效应。”王福强说。
王福强直言，深圳也同样需要有危机意识，需要改革开放再出发。一方面，新一线城市如杭州、长沙、成都等地创新也开始活跃起来，人才竞争很激烈；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也大力在全球进行生产力布局，优质资源的争夺日益显化，纽约、伦敦老牌金融城市发力向科创转型，“目前旧金山的硅谷、纽约的硅巷、伦敦的硅城已成为西方国家三大创新高地”。
王福强认为，深圳可以率先探索一些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路径。比如，探索要素流动机制，通过资质互认打造制度涵洞，推进软对接；探索民生合作机制，推动跨境福利，为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提供一体化的国民待遇；推进社会治理协同，在共建共治共享方面合作，“香港的义工非常发达，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单元，值得应该学习”，以及打造高标准营商环境，包括推动“放管服”改革，落地与国际接轨的教育、医疗资源等。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王福强：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实行制度型开放的八大具体路径
经济观察网 2019年7月21日 沈述红
粤港澳大湾区有独特的历史使命，除了发展功能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构建先进制度体系的历史担当。而在此背景下，深圳的发展前景是什么？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王福强看来，深圳应成为全面制度现代化的城市典范。
近日，王福强在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市社科联主办、马洪基金会承办的第十七届深圳社会科学普及周讲座上表示，在目前的形势下，选择社会认可度高的高端平台，真正承担起面向未来的制度探索很有必要。粤港澳大湾区最适合做这个平台，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深圳最有条件成为领头羊。“大湾区给深圳带来制度性开放的机遇，深圳应该抓住制度性开放的机遇，努力成为全面制度现代化的样板。”
不过，深圳制度型开放也面临若干问题。深圳经过长时间高速发展，已形成发展惯性，出现了“特区不特”的现象；高房价、高租金、高营商成本，使得深圳产生了挤出效应；过于强调科创，对于传统产业如纺织、鞋帽等解决就业的主渠道，深圳不够重视；缺少成体系的基础教育、医疗资源，在创设高标准的社会环境，争夺创新人才方面存在一定缺陷……
对此，王福强提出了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实行制度型开放的八大具体路径，包括探索要素流动机制；探索民生合作机制，推动福利的跨境携带，为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提供一体化的国民待遇；探索社会治理协同；探索经济运行机制；探索开放合作机制，深圳形成与港澳一样的开放环境；探索权益保护机制；探索成本降低机制，在融资、资源、土地、人才等方面做进一步大胆的突破；探索环境优化机制，如何形成宽松的生活环境，对法律有依赖，需要立法、司法、守法建设。
深圳的优势与藩篱
因为要深入做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研究，王福强近年来频繁奔赴该区域，并对区域内的深圳做了多次直接、间接、公开以及非公开的调研。他发现，深圳具备成为全面制度现代化领头羊的潜力。
得出这样结论的背景在于，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目前还存在很多滞后的领域，包括教育、医疗、文化、金融、电信等领域，探索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路径势在必行。在王福强看来，进入新阶段，制度型开放的重点是商品化流动性的开放。在此过程中，哪些规则和制度需要开放？是否需要压力测试如何开放？路径是什么？这都需要一个平台进行探索。
王福强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恰恰具备制度型开放的基础条件，原因在于广东与港澳紧密相邻易受辐射带动，该区域有进行制度型开放的现实需求，还有前期开放的坚实基础和成功经验。此外，制度供给是港澳在大湾区中的独特价值。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深圳则是最具有制度现代化的优势的城市。一方面，深圳在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方面走在前列，具有很好的基础。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系示范区，在大湾区的背景下的发展前景是打造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的实验区、高质量发展的先行样板、大湾区建设核心引擎、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标杆。另一方面，深圳有积极有为的政府，“他们很敬畏市场，由于深圳政府的服务理念，深圳才有了深圳今天。”王福强表示。
他指出，深圳最根本的竞争力在于，深圳真正形成了市民社会和市场氛围，而这恰好是全面现代社会要求的社会结构。
不过，深圳制度型开放也面临若干问题。
首先是深圳的“内地化”特征明显。深圳经过长时间高速发展，已形成发展惯性，已经出现了“特区不特”的现象，利益格局已经产生，没有了以前拓荒牛一样的拼搏精神。同时，来自外部的各种束缚在慢慢收紧，改革难度加大。“破解这些问题需要制度型开放释放制度红利，深圳需要改革再出发，然后引领整个中国迈入新阶段。”王福强直言。
其次是深圳的“香港化”现象严重，和香港类似的高房价、高租金、高营商成本，使得深圳产生了挤出效应。王福强直言，他在北京的很多同事和朋友都是从深圳反流回去，这部分人认为深圳是创业型城市，长期生活的压力很大。“在深圳的1300万蓝领工人压力会更大，因此，香港化是深圳面临很大的问题。”
再次是深圳的本土化，包括发展的碎片化、自我化、偏科化、缺陷化。具体而言，碎片化是指由于深圳发展得太快，发展的重点和逻辑有待参透。在王福强看来，深圳还没有形成系统布局的概念。“例如，大鹏与盐田地区的关系是什么？前海怎么成为深圳新中心？深圳要建设成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需要整合岸线资源，但粤港澳大湾区的自然岸线只有37%，深圳自然岸线比例更低，深圳如何整合岸线资源？另外，大湾区内陆城市都在背靠背向东发展，深汕特别合作区以及深中通道建成后，深圳会重点向西发展吗？这些问题都还不明确，没有系统的思路。”
自我化，是指曾经以开放包容为特点的深圳，在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深圳人的身份认同，一部分人开始盘算区域利益，突出表现为港深双城、广深双城之争，认为中央优待香港、优待广州，对待深圳太薄。“我在广州等其他城市调研中发现，不少人认为现在的深圳比较自我化，没有承担更多的责任”。
偏科化，是指深圳是科创高地但过于强调科创，对于传统产业如纺织、鞋帽等解决就业的主渠道，深圳关注并不多，这方面要引起重视。
缺陷化，是指深圳缺少成体系的基础教育、医疗资源，而补足这个短板，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情。
此外，深圳外部竞争也很激烈。如今，国内新一线城市如杭州、长沙、成都创新都很活跃，人才竞争、人才争夺很激烈。国际上，跨国公司正在全球进行生产力布局，优质资源的争夺日益显化，纽约、伦敦老牌金融城市也在发力向科创转型，他们都将是深圳的“竞争者”。因此，如何创设高标准的社会环境，争夺创新人才，是深圳制度化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使命。
未来路径
在粤港澳大湾区框架下，深圳制度型开放的路径包括经济规则、社会治理若干方面。考虑到难易程度，王福强认为，其初步可以以规则对接为主，主要包括资质互认、标准对接、治理协同、民生合作等若干方面。
在王福强看来，这种对接可以参考并存，以前是跟跑，现在是并跑，以后可以领跑。“跟跑，在大湾区表现为深圳可以向香港学习，学习他们先进的经济运行规则；并跑，是说深圳要注重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同时注意吸收国际先进元素为我所用；领跑，是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新经济可以以我为主进行规则设计，在移动终端、移动支付、人脸识别、共享经济，这些都是深圳所长，这方面企业形成标准可能就是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
具体而言，王福强提出了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实行制度型开放的八大具体路径，包括：
其一、探索要素流动机制，通过资质互认打造制度涵洞推进软对接。
其二、探索民生合作机制，推动福利的跨境携带，为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提供一体化的国民待遇。
其三、推进社会治理协同，共建共治共享方面合作。香港的社会义工非常发达，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单元，深圳以及内地其他城市可以向他们学习，告别行政体制改革。这样一来，五级行政行政体制可以考虑改成三级，精简公务员队伍。
其四、探索经济运行机制。学习港澳的经济运行机制，他们有清晰的政商关系，其企业的出生、运营、死亡都是自由的，没有营业限制。深圳现在还有营业限制，有负面清单40条，这些都要深圳学习。
其五、探索开放合作机制。深圳如何形成与港澳一样的开放环境？香港连续25年成为自由的经济体，这是值得深圳学习的地方。
其六、探索权益保护机制。私权神圣是基本法理，包括有体产权也包括无体产权，要形成激励成果转化的制度体系。
其七、探索成本降低机制，降低要素成本。商品流动方面，深圳已经做得很好。但深圳在要素流动方面还可以更好，下一步可以就融资、资源、土地、人才做一些大胆的突破。
最后，探索环境优化机制。要思考如何形成宽松的生活环境，包括对未来有预期，对法律有依赖，需要立法、司法、守法建设。
而在经济层面，深圳可以推进的重点，除了底层政策要素便捷要流动外，还要打造高标准的营商环境，包括政策环境，放管服改革等政府主动有为的行为；制度环境，准入后国民待遇，政府统一的权利；人文环境，与国际接轨的教育、医疗资源是营商环境重要的组成，国际化的教育医疗在深圳落地可以有效的吸引高端人才；执法环境，要形成稳定的预期。
同时，服务业优先向港澳开放也是深圳在经济层面可以攻克的内容。王福强坦言，深圳现在的医疗、教育、文化、社会、金融等滞后领域都允许向港澳开放，但一直落实地不好，希望借助大湾区平台，真正推进港澳的高端教育、医疗向内地开放，倒逼国内行业的改革。
“例如我们曾经提出在横琴打造国际医疗中心和世界医疗旅游目的地的过程中采用三趋同：港澳的先进药物的试用趋同、先进医疗器械适用趋同、先进医疗服务趋同，并把海南博鳌九条全面适用到内地九市。要充分利用港澳的的渠道把高端医疗资源引进过来，倒逼国内行业改革。教育方面，则可以鼓励港澳的高校在内地独立办学而不是合作办学，以此倒逼国内教育改革。”王福强举例。
王福强强调，在我国整体开放格局中，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国家全面开放的压力测试区、“一国两制”特别合作区、新时代创新发展合作区、全面制度现代化探索区，还是国家包容审慎监管区。“这意味着国家需要给深圳等大湾区城市释放空间，需要暂停一些行政法规在深圳的适用，给予区域总体充足的改革空间‘自治权’，包括全国人大给予综合授权，让他们自主决定行政性法规，有效实现制度型开放。同时，可以采用包容审慎监管的模式，并建立容错机制。”
同时，还要给予起步区特殊的治理模式“辖区内容治外”，如延伸适用港澳的自由港政策至包括深圳在内的起步区；采用“三零规则”的经济运行规则；采用趋同港澳的社会治理模式；在WTO框架下两个起步区分别划归到港澳关税区；法律适用上采用当事人自治模式。
深圳要在大湾区建设中更有使命、更有担当、更有作为
马洪基金会 2019年7月7日 新闻通稿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201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是到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粤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广泛，区域内生发展动力进一步提升，发展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顺畅、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
深圳作为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基于其历史性、现实性和前瞻性，《规划纲要》对深圳做出了明确的定位。深圳如何在湾区建设中更有担当、更有作为，如何通过加快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核心引擎功能，成为全面制度现代化的城市典范，都是新时代下赋予深圳新的历史使命。
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7月7日下午，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市社科联主办、马洪基金会承办的第十七届深圳社会科学普及周讲座特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王福强以“期待深圳成为全面制度现代化的城市典范”为题，进行演讲。深圳市社科院副院长王为理、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李罗力、智库百人会副总召集人张克科、王富海、于长江、饶锦兴及社会各界关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的来宾和媒体朋友近百人聆听了讲座。本次活动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李津逵担任主持。
深圳市社科院王为理副院长首先代表主办方致辞，他表示，人文社会科学是人类知识体系的深层结构，尽管它不能直接创造经济效益，但却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如此，深圳市社科联联合“全国先进社科组织”马洪基金会一起举办了“第十七届深圳科学普及周讲座”，致力于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
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李罗力作为承办单位领导，在致辞中他期待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能随着《规划纲要》的发布，实现弯道超车，成为世界一流湾区。
王福强部长的主题演讲从大湾区历史使命、全面制度现代化的时代背景、总体要求、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路径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大湾区的历史使命
王部长指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改革再出发的首要平台，肩负着五大历史使命：1、维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验证“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2、探索解决后续问题新路径，配合推动解决祖国统一问题；3、探索构建先进的制度体系，验证我党对先进制度的领导力；4、探索解决文明冲突新路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借鉴；5、承担改革开放再出发重任，形成牵引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平台。
制度现代化的时代背景
王部长认为，对于国内而言，随着改革进入新时代，现在的全面开放与以前的开放不同，以前更多是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型开放，现在更多是规则制度型开放；从国际角度来看，随着全球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有缺点的合作伙伴成了战略竞争对手，国际贸易模式和结构也都发生了变化，我们要抓住规则调整的时机，积极对标先进的规则。
制度现代化的总体要求
王部长认为制度开放是是综合性、引领性的，从社会认可度高的经济层面先进行，再带动其他领域，应选择渐进的路径，设定具体区域进行先期试验，而深圳有条件在大湾区内承担起制度探索的重担。
深圳应是制度现代化的领头羊
作为多项科研技术都跻身世界前列的深圳，王福强部长认为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最具有制度现代化的优势。在大湾区的背景下深圳的重点是要摒弃缺点补足短板，争夺创新人才，打造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的实验区，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先行样板、大湾区建设核心引擎及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标杆。
推进制度型开放路径
王部长从八大内容、三大重点及一个核心对路径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我们不缺改革方向，不缺改革动力，但缺改革空间。如何形成这种改革空间，让改革者愿意改、敢于改、乐于改，就需要一个平台来试验。要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开放内容来说，还有许多滞后领域；就开放阶段来说，从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型开放的阶段，进入了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阶段。配合这个转变，就需要及时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只有通过开放倒逼改革，服务业才能做大做强，才能真正形成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接下来，现场来宾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纷纷提问，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副总召集人饶锦兴、王富海以及赵志刚、魏建华、敖建南、王雪、茹春华、汤敏等来宾围绕着全面制度现代化、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地政府间的交流合作、探索突破粤港澳大湾区空间限制的飞地模式、大湾区发展规划国家对环境治理企业是否有发展指引和帮扶政策等方面与王福强部长展开讨论。
深港科技合作促进会会长、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副总召集人张克科在总结发言中表示，深圳作为改革开发的根据地有优越的基础条件，能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制度现代化的领头羊。王部长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首要开放平台的愿景，并为深圳的湾区价值提出了八大内容三大重点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要对标国际、面向问题、创造未来。王部长为深圳建设全面制度现代化开出两个处方——“试”和“闯”，看得到方向的需要“试”，感觉有愿景的就要“闯”。在“试”和“闯”的过程中，要找到方向和路径，建立制度规范，实现实体、程序规范对接，将深圳率先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示范城市。
40年改革开放，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良好基础。未来深圳要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战略平台做大做强，要在大湾区建设中更有使命、更有担当、更有作为，需要继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规则体系和先进制度，加快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发展成为核心引擎，推动大湾区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