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月5日下午，由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办，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大力支持的“问势2020”理事报告会在银湖CDI大厦隆重召开。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以“全球化与大变局”为开篇，通过分析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下的变化来解读中美贸易战，同时指出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展望了2020年中国经济走向。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教授、马洪基金会理事唐杰受邀点评。唐杰教授以中国GDP增长率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所面临的问题以及特点，提出“认知”和“平台”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新主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治环境是未来创新的基础。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洪基金会理事长郭万达主持了会议，深圳市社科联主席吴定海、深圳市决咨委主任高振怀出席了会议。综合开发研究院的专家、智库百人会智者、深圳部分企业高管、各大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及新闻媒体等社会各界嘉宾计200多人参加了本次报告会。现将报告会主讲嘉宾、点评嘉宾演讲和主要媒体报道整理汇编，以飨读者。本刊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不代表马洪基金会立场。
□主讲嘉宾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
其实是我们变了，成长了，才引起“大变局”
摘要：我们得做长远打算，我们最好的选择是不打热战，但有可能是百年经贸竞争。我们百年崛起，要特别想清楚我们自己的事情。你不能怪别人，国与国的竞争从来就是丛林法则，以前没跟你闹是你不是他的对手，现在你真正成长了这些事儿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得一门心思往前走，做好自己的事情，继续增长，别说百年，也许增长十年、二十年，他遏制不住你了，这个时候会回过头来真正和你谈点合作的事。
在去年的“问势理事报告会”上，我讲中美贸易战讲得挺多，今年是否还要讲“大变局”呢？一开始我准备的题目是偏重宏观经济，包括世界的宏观经济、中国的宏观经济等等。后来发现大家的兴趣还是在这儿，关注的问题还是关于“大变局”，而且今年这一年我们确实做了一些关于“大变局”的研究，所以我今天就仍然主要讲“大变局”。我从全球化讲起，从世界的格局，经济、政治、贸易格局讲起，最后再讲讲中国宏观经济和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
一、全球化与“大变局”
我们不光讲贸易战，我们关注全球化的进程，自由贸易、贸易的发展、贸易规则的变化等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从全球化说起，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大家别忘了1493年，前一百年是郑和下西洋，郑和的船队比哥伦布的船队要大得多，在这儿我们也想想这个问题，郑和下西洋跟哥伦布有两大不同：
其一是哥伦布开疆拓土，西方列强开始殖民地时代。我们这轮全球化是后殖民时代的问题。郑和下西洋做了一点贸易和友善，你好、我好、结交一些朋友就回来了，没有开疆拓土，这是中国人向内看，国际上说中国人将来不侵略，我们只能论证的是中国过去没有侵略、没有开疆拓土、过去我们天天内斗，我们没出去打、占领土地。从传统上我们比你们少一点对外侵略的因素。
其二是哥伦布航海以后，他们的航海技术继续发展，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郑和后来的结局是什么？因为内部的保守、政治的斗争最后皇帝去世以后郑和也去世了，不仅把比哥伦布大得多的船队毁了，还把造船的图纸也毁了，这就导致了我们后面的落后，缺乏蓝海精神、全球视野，内部的保守和政治的争斗结果导致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和演变，进而导致了后来大格局的变化。我讲一讲让大家心里有些数，我们在国际地位的变化和世界地位的变化和这些事件都是相关的。
我们现在说的全球化是战后，一战以后殖民地，殖民地时代就是全球化时代。英国日不落帝国，全世界都是他的，那就叫全球化，那是殖民地方式下的全球化。二战以后殖民地都独立了，殖民地结束了，开始新一轮的全球化。新一轮全球化的特点是由跨国公司主导和推动的资本和技术在全球的流动和全球的配置，发达国家内部没有反对的力量，跨国公司有好处，他为了追逐利润到全世界投资、布局、配置，政府也支持、政治家也支持，工人当时也不反对，工人为什么不反对？一开始还没看到有什么不好，没有对他们的就业、生计产生影响和冲击，他们也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反倒是发展中国家有些疑虑，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说，你们现在不搞殖民地了，你们现在通过外资的投入、通过全球化又来奴役我们、剥削我们，这是几十年前经常听到的一些说法。
学者有时还会说如何实现更好的全球化，90年代在国际会议上争论的点是，全球化说的是资本和技术的全球化，劳动力不可以全球化，劳动力不可以自由流动。我们也知道他不会同意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理论点是三种生产要素只让两种流动，还有一种不能流动，它的效率一定是低的，一定不是充分、迅速按照最大效率的方法配置资源，一定是有资源效率损失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也是白说，只不过我们希望在这里面看到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弱势，我们没有别的，我们只有劳动力。到今天仍然是不允许流动的，前些日子在英国的大货车里死了很多越南人，这就是劳动力的非法流动。包括叙利亚难民，天天在海岸上发现的沉船，都是属于非法移民、非法流动，仍然是不允许的，资本和技术是允许的。后面我们会讲他进来我们还是有很大好处的，他进来我们还是受益的，这个后面再说。
发展中国家里什么人提出不同的声音？其实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做了一些研究，说是跨国公司投资在外，生产在外，会不会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就业产生影响？算来算去，最多影响1%。有几个小组算过，结果是最多1%。他们的论证是没关系，跨国公司到发展中国家做的产业是利用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什么比较优势？要么是廉价劳动力，简单劳动，没有受过教育的简单劳动力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级工作、产业低端环节；发达国家是熟练劳动力，新的就业没有跟发达国家产生竞争的关系。要么是资源行业，发展中国家有资源，到那儿开采资源进行加工，也不产生竞争关系，最后皆大欢喜大家都支持全球化，全球化还有道德意义，帮助落后国家，把资本投到那儿帮助落后国家共同富裕，减少贫困。前面几十年推行全球化人的背后经常有这样的道德诉求，也是发达国家支援落后国家的一种方式。现在有些人也不适应，前段时间有位前世界银行工作的学者，现在退休了，他说这个世界我已经不认识了，过去美国、国际机构、西方人、教授们宣扬的、说的东西现在都不算数了，不仅仅是规则可以不算数，一会儿讲讲退群，现在道义也不算数了，援助、共同富裕、减排、全球气候变暖国际性的议题都不在他的视野中了，也都放弃了。当时是皆大欢喜，落后国家尽管有些怨言，发达国家是推行全球化旗手。
推行全球化重要的方式是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化的体系，创造了一些全球的国际机制，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就是WTO（国际贸易组织），什么方式呢？原来的贸易规则是发达国家之间制定的规则，发展中国家也没加入这个体系，也没生产力、也没出口，所以跟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大，只是富裕国家签署一些协议，最初叫做关税总协定。WTO的机制想方设法把所有发展中国家纳入进来，发展中国家纳入进来产生一个问题，如果适行同一规则的话，比如说都是低关税、自由准入就会发生一个问题，落后国家竞争不过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落后国家不愿意加入WTO。基本的理论是德国追赶英国，美国追赶英国用的是同一个理论就是“幼稚工业理论”。你们现在已经发展了，你们都是大人了，我们刚刚开始发展，我们还是“婴儿”，我们打不过你，因此你得给我一段时间，有所保护，一些关税壁垒、进入的限制，我好在一定时期内成长起来，成长起来我成了大人以后跟你竞争。因此WTO基本承认了这样的规则，承认落后国家需要一段时间成长起来。于是有了“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条款，你是落后国家因此给你15年的时间，这15年里可以有些保护，关税、准入、所有权、政府补贴等，使企业、产业能发展起来，发展起来15年以后毕业取消特殊条款，大家适用同样的条款称为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国家的条款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市场化改革，就是从贸易角度看、产业政策和保护机制的角度看是不是和大家适行一样的平等待遇。
中国按照这样的条款加入了世贸组织，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按15年算，到2016年毕业。2016年、2017年大家在报纸上可以看到争议一堆，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西方发达国家都不承认，说你还没放弃这些保护，原来15年说的是逐步逐步放弃，这15年没怎么放弃，因此你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政府一直承诺我们要履行WTO的规则，我们要进一步的开放，我们要取消这个、取消那个，2015年、2016年之后客观上我们迟迟没有落实，2018年3月打贸易战，4月份博鳌论坛说我们开放这个、开放那个，前面一直没做，后面是有这些因素。2015年、2016年以后美国在中国的商会、欧盟在中国的商会、日本在中国的商会，一年一个、两年一个报告，抱怨中国现在怎么不平等，原来也没受到中国企业的竞争，现在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强了，和他们有竞争关系了，他们说你们有政府保护，越来越不平等，在中国做生意觉得没有受到公平待遇。
二、其实是我们变了，我们成长了，才引起“大变局”
现在美国几个利益集团支持反华、反全球化，跨国公司历来是为中国说话，一直是我们的盟友，这次跨国公司在背后偷着乐，也是支持贸易战，他们不想消灭全球化，他们继续在全球布局，他们希望通过贸易战为他们争取到更好的待遇，所谓公平竞争、平等竞争的制度条件、政策条件。
一直到2018年，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重要的“大变局”就是在今天发生了，一会儿我要讲“大变局”，大家不要以为是美国“大变局”，首先是我们变了，是我们成长了。
2001年我们加入WTO，改革开放二十年，通过开放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到了2000年以后中国迅速崛起，竞争力迅速提高，出口贸易迅速增长，这个时期被美国人称为超级全球化。过去全球化不过只是几个发达国家玩的游戏，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一下子崛起，大大改变了整个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格局。
2000年美国受到进口冲击或是中国冲击，赤字迅速增长。制造业占就业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贸易赤字大幅提高，改变了大家认为全球化没有什么冲击的看法，产生了美国上下一致反华、反全球化的利益格局。刚才我们讲了利益集团，第一个利益集团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要全球化，最初的全球化是他们推动的，他们不反对全球化但是他反华。他认为中国没有履行承诺、不公平。
然后是工人，工人这二十多年来工会是历来最反华的，全世界的无产者很难联合起来。还有一批科技企业，他突然感到中国企业的竞争，他们希望通过政府手段遏制这种增长。美国的政客，美国的两党上下一致，考虑的因素多了，不光是贸易，现在民主党候选人一盘散沙，现在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候选人，候选人辩论中批判特朗普，不是说特朗普搞贸易战错了，而是对华不够强硬，光说的贸易还没说人权等其他东西，你还没有搞国际联盟跟中国对着干。
不管怎么样现在形成这样的局面，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要抱任何幻想，中美之间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也不是能很容易瓦解他们内部的一致性，美国现在什么问题都是撕裂的，就是对华问题上高度一致。一个法案只要是针对中国的投票率百分之百，这是客观事实。
为什么？原因是中国的迅速成长，特朗普不过迎合了各方面的需要，而且特朗普的特点是把反华和反全球化结合起来，他认为中国占的全球化的便宜，他认为因为全球化美国吃了亏，因此他现在退群、撕毁各类的合作协议、破坏WTO的进程，现在WTO要没有法官了，法官都选不出来，没法执行贸易仲裁机制。他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他不光反华，他也反全球化，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是全球化的变化。过去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带动搞全球化，罗斯福和丘吉尔想出的全球化，这是他们制定的规则，他们把全球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在管理，他提供一点公共服务、公共规则，后来者也认，包括美元，提供公共服务我们通过美元交点税，制定国际规则的人现在要退出去，出现了这样的格局。
全球化正在发生倒退，世界的规则正在发生变化，真正的大变局落实到各类行为就发生的变化。美国作为世界警察提供公共品的责任感，道貌岸然的站在道德的高地，全球的利益、法治在说话，现在这些都撕毁，就是美国第一，就是我的利益。他又是第一大国，在他上面没人管他，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丛林法则就是这样，丛林里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没有上面的管理者，也没有上帝、也没有教皇，各自打各自的，现在他就是这个风格。今年新年他把伊朗的最高指挥官杀了，国际上争论是暗杀还是战争，反正他就杀了。这就是“大变局”落实到这些变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我们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规则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确实在讨论WTO的事。
我们在一些会议上和西方国家的人讨论问题时强调的一点，也许中国人做得不够好，也许我们慢了一点，我们是学得快了一点，15年就够了，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迟迟发展不起来，也许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不能把发展中国家条款、发展中国家地位条款取消，现在发展中国家要取消这个条款，或是说天下没有发展中国家，那落后国家就没法正常了，还得保留这个，甚至对多数国家来讲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加强监督机制，去核查、推动、不断的改进，这是必要的。中国做得不够好是没有推动、没有核查，但是取消了落后国家没有机会，这是全球化受到了重要的挫伤。
为什么这些事情出现？为什么出现剧变？其实是因为我们成长了，因为我们不仅仅可以搞点劳动密集型，而且我们可以搞中高端，我们在一些新的领域具有竞争力，美国看到这一点他突然觉得受不了了。中央文件里的提法提得还是比较客观和全面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的是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年来的崛起，是因为我们的崛起导致对特朗普观念和利益的冲击，所以他来进行反映、做出打贸易战、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举动。
如果我们没有发展，大家想想过去几十年，中国之前的几十年，他推行全球化很高兴，没有什么阻碍，道义上觉得做了点好事，消除全球贫困。当时的拉美、非洲、东南亚，多年落后国家没有产生和他们的竞争力。为什么对他们的就业没有产生影响？是因为那些国家一直停留在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产业里，没有进入中高端、没有真正的成长。一说这个大家马上会说到日本，日本战后崛起、日本对美国产生挑战。不能拿日本战后的表现当作发展中国家的例子，日本战后不是发展中国家，日本战后是战败国重新崛起，他和我们相近的1870年到1930年明治维新，1930年他已经是高度工业化国家。后来他跟美国打了一仗，二战之前他有多少航空母舰？29艘航空母舰，我们第一艘刚下水。所以他的教育体制、科技科研能力、制度因素、工业制造能力一直是在的，所以他战后迅速崛起，跟美国产生冲突，也有贸易摩擦、经贸摩擦。
真正实现一定的增长是东亚、东北亚，韩国、台湾四小龙，所以他也没有产生冲突，但是他们还是进度比较缓慢。中国是突然崛起，特别是2000年以后这二十年突然崛起，对发达国家确实产生了冲击。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差异，我们不光发挥了所谓的比较优势，我们更重要的发挥了后发优势，比较优势是什么？所谓的廉价劳动力，我们没有别的资源，要资本没资本、要技术没技术，我们有劳动力，因此我们搞劳动密集型，这样我们的成本低一点可以多卖点东西，我们挣到第一桶金，这个没错。要发展第一阶段永远是这个。
如果只有劳动密集型、只有比较优势永远不会产生竞争能力，其他发展中国家问题出在这儿，廉价劳动力用不了多久就用完了，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到了2000年代劳动力已经开始短缺了，当然有我们的问题，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了很多关于农民工返乡的问题。2000年劳动力成本开始提高了。资源也是这样，资源开采几年它的增长力减弱。如果落后国家只靠这个增长不了几年，可以看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前面十年的发展很快，后面遇到一些问题开始增长放缓、开始停滞。
相关的问题在于，如果只有比较优势的话就永远在低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里，产业的低端竞争，就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竞争力，没有竞争关系也就不会打贸易战。这就是全球化最初几十年，全球化五十年代到2000年五十年的时间，包括印度，印度有些时候也是挺高的增长，每年4%、5%，但是也没对发达国家产生竞争。
三、一个国家要持续发展，真正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一定要从“比较优势”过渡到发挥“后发优势”
重要的是，如果要持续的发展，真正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真正实现发展，发展的定义是什么？今天不多讲这个问题，有机会专门讲中国的例子，中美贸易战正视了一件事情，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落后国家的增长，处处落后还得比发达国家增长得快，才能缩小差距，因此这是一个悖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悖论，和悖论是落后还得增长得比先进国家快。这个时候靠什么？要实现这个靠比较优势是不行的，一定要过渡到发挥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作为后来者，我们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比较低的成本迅速学到人类迄今积累起来、创造出来的各种知识、技术，包括各种思想。人类不仅包含自己国家的知识和技术，特别包含了发达国家，在你发展之前他们积累的知识和技术，这就叫后发优势。后发优势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当然就是开放，中国做对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开放，我们1978年开始劳动密集型、出口，非常重要的是1978年派留学生、引进外资、派访问学者去学习、交流。跨国公司进来搞合资企业带来了大量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这个我们是独特的。四小龙中香港和新加坡开放比较大，韩国和台湾引进外资的力度不是很大，韩国一直到了亚洲金融危机才真正开放外资的直接投资，我们很早就对外资开放，包括办合资企业。
这些奠定我们二十年以后加入WTO，学习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企业学习、模仿、消化、吸收以后才有创新、创新能力。2000年前后是华强北开始发展的地方，是高科技企业华为进入发展阶段，早期他们建立了，到那个时候开始有大的发展。
真正的“大变局”确实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我们真正的成长。如果我们讲发展经济学的话，发展经济学以前只强调比较优势，我觉得现在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我们应该是更加强调后发优势，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作为一个理论因素应该成为最根本的支点。强调比较优势是解决不了问题，比较优势通常说的是资源禀赋没有好的资本、没有好的技术、没有好的教育，禀赋就是廉价劳动力，因此要利用好禀赋搞一些能够搞的产业。
怎么才能改善禀赋的结构，怎么才能获得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技术、更多的人才？怎么才能改变禀赋结构？我们的禀赋结构比较低下、比较落后，因此我们只能有这样的经济结构，怎么改善禀赋结构？得靠后发优势，迅速的学习，自己创造是一回事，作为落后国家，最快的办法是赶紧开放、赶紧交流、赶紧学习。
反过来说，说明我们做对了。美国这次极端派们、高参们针对事，脱钩、断供、封锁、不让留学、不让科学家交流针对的是这个事，现在他们可能后悔了，现在要封锁了。贸易战最终证明我们成长了，他都跟你打贸易战了。打贸易战的时候我正在北大讲课，讲发展经济学，我十来年就讲的是后发优势，那天我说我们得庆祝一下，美国和我们打贸易战了。一是真正证实我们有竞争力了，三十年前我在美国留学，中国几乎没什么出口，我见过一个贴着中国制造的窗口，是放在家具广场角落的一个藤编的筐。我问哈佛教授，我说咱们研究院研究日本，80年代中期日本最火，我们研究韩国、拉美，巴西、阿根廷当时还是挺大的，我说怎么没有研究中国的课题？他给我一个非常精确的经济学家回答，他说当中国的出口占到美国进口3%的时候我们就要研究中国了。那个时候潜在的意思是你还不够格，我还没必要研究你。现在跟我们打贸易战了，不仅研究你了，而且要跟你打贸易战，美国人的行为证实了我们的发展对他产生了竞争力。
欧洲人也是这样，十年前欧洲人说你们那儿保护、关税、模仿，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反正你们还落后，对我们产生不了什么竞争。怎么突然之间你们就有竞争力了？在很多领域开始和我们竞争了。
前几个月在欧洲的电视上看到，欧盟的主席荣克（音）在议会发表演讲，和议员们说，最近中国代表团找我们了，我们谈得很好，我们谈了贸易，中国人对我们用了一个词很不满意，我们称他们为对手，中国人不高兴。他话锋一转，他说我认为这句话是对他们的恭维。以前是幼稚工业理论，以前是小孩现在是大人了，成长为是我的对手，我们可以平起平坐，我们可以打了，这是对你的恭维。对手不代表敌人。
不想有今天，不想成长，能够不成长吗？不发展也不会有今天，要发展就会有今天，我们只能做好自己的事情，只能是往前走。因为我们发展了、因为我们学习了，因为我们把发达国家的知识、存量一部分外溢到我们这儿了，包括学习、包括模仿。
接下来会如何演变？他们的政客，还有其他各种考虑，不光是经济的考虑，还有地缘政治、国际政治、制度、体制方面的考虑。如果用人均GDP的概念来衡量的话，我们还是落后国家，我国的人均GDP才1万美元，美国6万美元了，澳门8万多美元了，我们还是落后国家，美国的政客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他用的是总量概念。你的总量一旦比他大，同样3%的军费开支，你就比他的军力强。同样3%的对外援助款，你在世界上的影响就比他大，他们思考这个问题，不考虑你的人均GDP是多少，要认识到这个现实。
四、世界经济这么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不可能脱钩
现在要签第一阶段的协议了，也是好消息，元月15号签，特朗普说什么时候来北京，现在还没定，有了第一阶段起码是个好事。贸易理论告诉我们，中美之间发生各自的贸易比较优势贸易是可以平衡的，什么是贸易的比较优势？中国2000万件衬衫换他一架波音飞机这是可以平衡的，我们能做的东西太多了，飞机还不能做。电器、工具、机械我们很多可以自己做了。刚才我们看到那张图，2000年可以想想美国的市场，最初是一些衬衫、鞋，后来电器也是中国制造，工具也是中国制造，机械也是中国制造。文学作品一说要制造一个什么东西，都在中国，大家都是这个印象。越来越多的东西我们自己能做了，我们更加需要高新科技，美国是高新科技最发达的地方，偏偏不出口高新科技，出口管制就是不卖给你高新科技，惩罚华为、中兴，为了遏制你的发展更加不卖给你高新科技，让你买大豆、猪肉、天然气，这些都是典型的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他拿这个来平衡我们两国的贸易。今年不错，今年我们多进口点猪肉，以后呢？贸易赤字今年少一点明年可能又回来，逻辑上是无法持续的。
超级大国就是超级大国，他的特点是谈什么、不谈什么，什么时候谈、什么时候不谈，节奏都是他掌握的，你也不知道下一阶段他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15号有点板上钉钉，再变来变去也不好说，下一阶段什么时候开始，要谈什么，什么不谈会不断的发生变化，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签一个协议改善一点不确定性，仍然有问题。
美国的政客和高参不谈贸易，都是其他东西，其他东西不在谈判里，脱钩、断供、封锁，学者反复强调脱不了钩，世界经济这么复杂、供应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不可能脱钩。脱钩不脱钩不取决于某些人的愿望，取决于客观的现实和各种利益结构，美国很多政客确实一心想着脱钩，确实在做各种现实的努力跟你脱钩，实体名单中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对华人工程师、科学家的骚扰在美国都是非常现实的事情，这些不会停止，这是根本性的，贸易只是表面的事情。将来脱到什么程度不一定，确实在做这些努力。
CNN登了一篇挺长的文章分析中国不是苏联，跟美国的关系也不会闹得那么完全脱离，也有不少学者都在说这个话，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是确实美国的政策取向，他要做的事情，那种逻辑仍然是要遏制你的发展，根本是遏制你的发展。
五、我们最好的选择是不打热战，但百年经贸竞争难免，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特别要想清楚
最后我们分析分析历史上历次经贸摩擦的结局，这也是我们研究院的课题组做的研究，大国崛起中的经贸摩擦极其结局，分四类
一是以战争为结局，经贸摩擦互相追赶，最后打仗，以热战为结局。欧洲各个国家互相追赶的时候，西班牙追赶荷兰、法国追赶西班牙、英国追赶法国等一系列，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12次打了真正的热战，说的就是这些。欧洲各国之间一开始是雅典城邦崛起，斯巴达城邦和他打仗，这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原型。有的动不动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八十年战争，时间也很长，这是互相崛起的过程。
二是美国追赶欧洲，特别是追赶英国，美国和英国、欧洲没有打仗，但经贸摩擦不断。除了一战、二战美国参展，那是欧洲之间打他参与，美国和英国没有打仗，他们是同宗同祖，制度上也有很多的共性，所以没有打仗，但是经贸摩擦不断。虽然没有热战，一直是经贸摩擦，动不动关税百分之百，动不动设定一些非关税壁垒，一些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都是他们早年弄出来的。一直到了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又搞了一轮贸易战，当时把平均的关税从22%提高到57%，主要针对的是欧洲，当时拉美，日本很远，对他出口也不多，又打了一轮贸易战，最终确立了美国世界超级大国、世界第一的地位。中间还有门罗主义、自闭、封锁，可以称为百年经贸摩擦，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经贸摩擦不断，过一段时间闹一次，叫百年经贸摩擦，我们要思考一下用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个事情，也没打仗，后面几次都没打仗。一百年崛起也没那么容易，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真正缩短差距，有些领域有竞争力，很多领域我们仍然很落后，大概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追赶上。
三是美苏冷战，结局是没有打热战，但是打了很多“代理人”战争，核大国之间很难打热战，通过一些代理人打一些小仗，叫冷战。苏联也结盟，美国和世界各国结盟封锁苏联，加速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是他内部的事情，但是美国的封锁起到加速的作用。不打热战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怎么努力不打热战？是你得有两手、得有点东西才不敢打；二是防止结盟，赢得更好、更大的增长空间，为了和更多人结盟、为了扩大我们的圈，为了使别人更好的结盟我们需要做出该做的事情，包括一些让步，包括降关税。
四是日本与美国的产业竞争，以日本退让为结局。刚才说了日本七、八十年代迅速崛起，产生了巨大的竞争力。现在我们说起来没几个产业，日本二三十个产业，多数的制造业产业和美国都是有竞争关系，摩擦是一个一个产业在那儿掰扯，半导体、家电、汽车、化工，一系列的产品、一系列的产业。最后怎么结局的？美国的企业鼓动政府，用政府的力量和日本人谈判、施压，那个时候说话也一样，说日本偷了我们这个、偷了我们那个，用一些煽动性的词进行施压。最后结局是以日本的退让为结局，首先退让了货币，说升值就升值，升值加速的日本国内泡沫的形成，泡沫形成最后破掉了，日本经济衰落下去。日本经济衰落了、停滞了，日本经济不涨了他就不打了，最后慢慢消停了。二是在一些产业上拱手让出，现在听不出日本搞芯片，日本的半导体、芯片就不搞了，有些把技术专利给了美国，有些转给韩国的企业。他退到更上游、更下游。美国说日本的芯片也和说华为的5G一样，说日本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他们还是同盟、盟友，最后靠退让解决了问题。
这块的教训是你能退让吗？你是一个更大的大国，体制还不一样，你退让的结果是什么？苏联解体以后他们想回到欧洲去实行同样的市场经济制度，最后美国人也没帮他，继续拆他的墙角，继续要分裂他、瓦解他。后来俄罗斯的情况朝着另一个方向在发展，他们的关系也磕磕绊绊，本来俄罗斯人是心想着回到西方，退让也不是办法。退让这个词不是我们这儿说一说，贸易战一打的时候，网上说，不打就是拱手相让，你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吗？只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四件事讨论完我们得做长远打算，我们可以剔除一些情况，我们最好的选择是不打热战，百年经贸竞争，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百年崛起，想清楚我们自己的事情，特别要想清楚。你不能怪别人，从头就是丛林法则，以前没跟你闹是你不是他的对手，现在你真正成长了这些事儿就出来了。只要你发展了，你避免不了这些事情，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就得一门心思往前走，做好自己的事情，继续增长，别说百年，也许增长十年、二十年，他遏制不住你了，这个时候回过头来真正和你谈点合作的事，现在他一门心思的遏制你，现在美国人拼命采取各种遏制的手段在遏制你的增长。他又是超级大国，又没什么手段治他，只有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六、贸易战有负面影响，但确实不能解释中国经济这么多年持续下滑的走势
我们先把贸易战的负面影响说一说：
其一是投资下滑，因为产生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投资的大敌，投资就要算账、算未来的账，未来都不知道征多少税、征不征税，他变来变去就没办法做投资决策，去年我们的投资增长的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他宣布贸易战马上投资大幅下滑。
其二是外贸下降。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已经下降14%，整体还有2%的增长，说明第三方市场替代了美国市场很大一部分。原来说12月15日那一轮加税没有加，这次签协议不加，还是好消息。
其三是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包括深圳第三季度0.6，我们的高新科技产业确实受此影响，而且不仅仅断供，还有各种预期的影响。那边一上实体名单，消费者、买家的预期马上发生变化，你的业绩、销售马上会有影响。长期的技术进步会受到影响，以前我们的很多企业技术进步确实是建立在美国一些底层技术的基础上，这些底层技术现在不能用了，或是以后不能用了，研发的速率就会下降，也对现在的企业产生很多影响。有些企业有一些备胎，备胎转正还需要一些时间，企业要形成自己的研发能力还需要一段的时间。
总之先把贸易战争的影响说一说，贸易战能解释一部分中国经济这些年的下滑原因，但是确实不能解释中国经济这么多年的持续下滑原因。这么多年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还是在国内，国内有各种因素，有结构性的因素，劳动成本提高、环境压力加大、政府体制的改变与过渡，这些都是对当前的增长有些影响的，这叫做结构性、长期性的因素。与此同时，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事情不是长期性的而是周期性的因素，什么是周期性的因素？就是我们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在中国这一轮，最近这些年主要是因为上一轮的经济过热、经济高涨导致的，这种就叫做周期性因素。市场经济国家解决这个办法是靠危机、衰退，急风暴雨式的市场出清，过剩的东西清理掉。美国2008年经济衰退、负增长，大量倒闭、破产就清了。坏处是很痛苦，好处是时间比较快，2014年基本上走出低谷开始复苏了。我们软着陆，转着陆的好处是我们不衰退、我们不负增长，不好还有8%、7%，现在还有6%，坏处是拖拖拉拉，事情总解决不了。时间顺序是2010年、2011年我们调整政策不搞刺激了；前面是2005到2007的高涨，没调整完金融危机来了我们又刺激一把；2009、2010又高涨又过热，两轮过热产能过剩、杠杆率就非常高。2010年调整政策拖拖拉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没做什么事。一直到2015年底，老不做事不行，2015年的经济工作会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先讲了体制改革、改革开放、调整经济结构，话锋一转，当前主要的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2016年开始运动式的去产能，2017年开始运动式的去杠杆。党中央出来说话了以后下面开始搞运动，一窝蜂的开始搞。2017年去杠杆，2017年去杠杆又误伤一批好的民企，去杠杆得收回贷款，国企收不动，不好的民企没得收，好的民营企业一部分的资金链断掉了，发生了2018年的事情有些质押的股票收不回去被人收购，就出现的2018年的一篇文章《民企回家睡觉论》。那篇文章其实是发牢骚，他不是想让民企回家睡觉，而是目前的情况下都被接管了。好在牢骚发得有点结果，全国上下讨论了一番民企要继续发展，于是到了2019年，2018年同时发生了贸易战。
2018年、2019年应该说继续在市场继续出清的过程，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国企的一些僵尸企业也在动了，特别是2019年在动，民企的退出率比较高。现在有一个判断、猜测，上一轮市场问题的出清到了最后的阶段。一方面每年有7%、8%的增长，过去的产能能用起来，该出清的要出清，我们支持很多企业不退出，兼并重组，拖拖拉拉不退出，现在出清的阶段有些事情发生一些变化。
七、2020年会出现什么变化？我个人相对乐观一点，我认为不会比2019年更差
今天是“问势2020”，2020年会出现什么变化？我个人相对乐观一点，我认为不会比2019年更差。也许、希望比2019年好一点，仍然有下行压力、仍然不会高涨，但是有几个积极的因素，可能使得经济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保持在6%左右的水平。
其一是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的协议毕竟是有好处的。至少短期内比较确定了，大家可以做点投资了。
其二是政府的财政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也会加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特别是地方债，一些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大家不要对它寄太大的希望，现在银行不是缺钱，而是没好项目，典型的流动性陷井。流动性再多、融资成本再低，预期的投资回报比它还低没人投资，这个时候怎么办？凯恩斯主义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凯恩斯主义说必须政府真金白银花钱，必须要搞点项目、必须要提供点市场需求，财政政策起的作用会比较大，如果财政政策在2020年起到更大作用的话，应该说也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其三是政府鼓励城市群发展政策的推动作用。客观上到了这个时间点，政府的政策可能会起作用。，为什么到这个时间点会起作用？大家关注一件事，特别是我们在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这几年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城市群发展，包括大湾区、长三角的提出。最近诸位关注一下总书记个人名义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讲区域协调，核心的概念是通过大城市发展、通过城市群的发展促进下一轮的城市化。北京已经讨论两次，这次“十四五”要把城镇化的“镇”字去掉，研究院鼓吹了很多年要大城市、城市群，现在要成为国家政策了，终于这个方向现在调整过来了，这是非常积极的事情，这件事不是刚说，前几年大家已经看到，各地区城市群、城市化的发展、大城市有很多动作，今年会起到一些作用。
不光是三大城市群，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中东部的省会城市周边都在建城市群，同城化、联动都在做，已经有几年了，这个时候可能会发生作用。有些地方房地产一城一策会有所调整，可能会拉动一部分需求。这几个因素加在一块。城市化城市群的问题，总书记都发话了，地方官员做起事来会更加坚定，对长期有好处，短期也有好处。
几个因素的作用下我不是太悲观，2020年不会进一步跌到哪儿去，6左右还是能保持的，2020年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小康社会也需要6%的增长速度，不是会改变统计指标。最近经济普查的结果是可以增加一点，这是统计上的事，经济的实际增长还是有积极因素的，应该能看到的。下行压力依然存在，这个必须承认，不至于进一步的下滑。
八、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大的趋势和特点
贸易战对中国经济还是有好处的，促进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原来确实有点拖拖拉拉，很多事情该做不做，给你一拳、给你重击一下，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简单的几个特征、未来发展的特点我简单概括一下：
1、进一步扩大美国之外的全球市场，我们进一步向美国之外的第三方扩大市场，应该说这方面潜力巨大。美国只占我们出口的17%，绝大部分市场是其他的，其他市场还在增长，美国市场下滑问题不是特别大。多元化，进一步发展国际市场的多元化，我们的多元化程度比美国大多了，美国主要是墨西哥、加拿大，他的体量太大，比重上来讲还是国内经济。
2、消费市场潜力巨大，这个不多说，确实很重要，我们可能到了消费增长的阶段。以前我也说过这个问题，我们之前的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潜力巨大。这是我们2012年中国储蓄率最高的一年，达到52%，扣除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就是不到35%。把大的坑填起来，和俄罗斯、巴西、南非相比潜力巨大，过去二十年经济学家说应该增加消费、增加消费，总是增加不了，当时没到时候，现在到时候了，这两年储蓄率下降、消费提高。若干的因素决定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一是人均GDP要上一万美元了，世界各国的比较一万美元是很重要的坎，从此消费占的比重比较大了；二是农民工收入增长比较快，低收入人的消费倾向比较高，他挣的钱大部分都能花掉，富人挣的钱家里什么都有了，比重反而少一点；三是社会保障的作用，新农和、新农保基本保住了；四是消费信贷，互联网、分期付款，不光有住房和汽车的分期付款，现在买三十多块钱的东西都给你来一个短信要不要分期付款，消费信贷这两年为什么涨这么快，也是一个因素；五是电商；六是“有钱人”退休了，这个问题不多讲，这个挺重要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人的一生工作四十年，二十岁工作，六十岁退休，中间刚好四十年的时间，四十年的时间挣钱、消费同时储蓄积累，退休以后经济学的词叫做负储蓄，开始花过去存的钱。开始人们的收入是一百元，后来变成一千，现在变成一万的月收入，最初消费70存30，后来消费700存300，到现在每个月能存3000，当你存3000的时候，我们的上一辈、上上一辈就在花他那30和300，也就是说有人储蓄，储蓄增长得很快，但是负储蓄很少，加在一起的宏观储蓄率很高。这个情况要开始改变，有钱人开始要退休了，有钱人退休要花存的3000，有人说退休以后生活水平不能下降，比他以前可能还提高，以前有钱没闲，现在有钱又有闲，可能周游世界，参加同学聚会，消费不一样、消费行为也不一样了，这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3、进一步扩大开放。让更多人到我们这儿来，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技术能力和增长速度，这就是最近正在做的事情，包括进博会，1月1日开始实施的《外资法》，还有一系列的政策，到2021年底外资的限制取消，都在进行，这也是我们的承诺，包括制造业、农业的很多东西都在进一步开放。
4、加大经济体制改革。
5、着力于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发展我们的高新科技产业。我们发展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到2000年以劳动密集为主。
第二阶段，2000到2018年是劳动密集型加上后发优势，包括学习、模仿、消化、吸收，有些山寨，迅速接近一些领域的科技前沿。
第三阶段，2018年以后，学习模仿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世界上最好的体系不是各自做各自的事情，自力更生。最好的体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互相分工、各自可以利用。当他要封锁你的时候，脱钩的威胁存在时，不得不考虑很多领域要自己做，这个时候就进入下一个话题。
我们的短板不光在高新科技领域，很多制造业都有这个短板，这也是我们去年研究院两个小组同时研究的一个问题。有些制造业里也存在短板的问题，这个短板现在遇到了障碍，消除不了。什么短板？日本对韩国断供三样东西，占的比重产值不高，但是把韩国治得嗷嗷叫，什么东西？三种精细化工产品。我们精细化工也是短板，精细化工、金属材料很多领域都是我们的短板，这些短板如果发生断供的话，这些主要在日本、德国和美国手里，隐形冠军你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们都看到苹果怎么好、华为怎么好，手机里20毫米的薄膜，可以使电器之间绝缘，看不见它但是非常重要，这些产业需要长期的打磨、需要工匠精神慢慢做，日本、德国就有这种工匠精神才能做下去。
精细化工有10万种产品，我们现在只能做3万种，多数在中低端，高端的我们做不了。企业的角度我们需要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相结合，持之以恒长期做下去，长期做下去利润很好。隐形冠军好在很稳定，竞争者少，一旦做下去将来非常稳定、高利润。如果投资可以跟进去将来的回报也会非常高，需要企业持续发展。与此同时需要政策的支持，这也是我们研究的目的。
最近发生的情况是什么？这些领域落后不奇怪，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东西我们做不了、不可强求，这些东西不是一天可以做出来。如果出现负增长，如果不增长这件事就麻烦了。如果还能继续发展的话就不成问题，如果不增长、停滞、倒退甚至负增长了就是问题，特别是在精细化工，因为是化工，现在面对两种监管、督察，一是环境；二是安全。很多地方的简单做法是关掉，我们团队在某个省，省长宣传功绩的时候：一是经济增长；二是高新技术发展；三是我们关了多少化工厂，这就成问题了，大家一关了之是没风险了，产业就发展不了。幸好中国出了猪肉事件让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你不能都一关了之，搞环保、安全是为了这些产业更好的发展而不是让他不发展，政府要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又要推动企业继续发展，这才是真正好的发展政策。千方百计谋发展，发展第一要务这些话不能空说，要落在很多实际的问题上。
说明它潜力很大，制造业的发展潜力也很大，今后不光是高新科技发展，高端制造业都要继续发展，也是我们下一阶段的特点，下一阶段补短板，对企业来讲也是机遇。刚才说的几方面都是机遇，短板就是机遇，我们存在落后就有后发优势，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有所作为。
长期来讲我们面临很多发展的问题、发展的挑战，把这些问题真正解决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像“大变局”这样的事情能在环境变化中可以持续发展，中国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好发展出路。
□点评嘉宾
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兼职教授、马洪基金会理事唐杰——
我眼中的中国经济转型蓝图
我和樊纲院长搭档几年比较有特色，为什么有特色？我们两人前后演讲的主要内容可以连贯成一个整体，这是因为，我对樊纲同志思想理解比较透。我今天点评主要内容是对樊纲院长演讲的引申，他讲了四十年中国之变的三个阶段，我来讲解第三个阶段之后未来会中国经济发展是什么状态？我们变了四十年，变到今天，未来我们要变什么？可能是什么样子？
中国GDP增长率未来在6%增长率的框架下就是最好
首先看看近四十年中国GDP增长率趋势，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樊纲院长刚才讲的整体大变化中出现的周期性因素。在周期性因素的规律中，今年讨论的所有潜在增长率的增长情况都是去年问势2019时已讨论过的。中国经济在樊院长讲的框架下，可以大致分为几个阶段：1978年以前我们增长是5.6%，1978年以后我们增长是9.6%，出现了高速增长四十年的追赶的过程。我们刚开始追赶发达国家的时候GDP是3000美元，人均GDP100美元，樊院长说我们今年可能接近一万美元。正是这样的高速增长让我们成为了发达国家的对手，可这样的高增长能持续吗？这是大家要问的问题。从近两年的GDP增长率来看，我们的高速增长看起来结束了，增长率不再是9.6%了，它向下移动了。
2008年以来经济增速降至6%，为什么这个问题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经济学家中引起了巨大的讨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当前的经济增长理论是没有关于潜在增长率阶段性下降的框架，有经济潜在增长率漂移没有下降，为什么没有下降？因为发达国家没有经历过下降，所有的现代增长理论都是描述了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没有关于长期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可以从6%上升到10%，再从10%下降到6%波动的框架。没有这样的理论框架就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因此经济学家普遍使用周期性的说法。从中国看，我们现在比较倾向中国的长期增长率不再是10%，长期增长率10%时，波动区间可以在12%、13%到6%、7%之间，过去的口号是“保7争8”，后面增长到10%。
今后长期增长率还会是10%吗？这是今天报告会主要讨论的判断形势好坏时基本问题。
从长期增长率的角度看：拿6%比10%它永远不好，假如回不到10%呢？经济就不好吗？这就是阶段性的下降问题，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中没有涉及的。其实韩国和日本跟我们一样。有很多人现在的说法是2019年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另外跟着下半句，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为什么是这样的说法？这个说法不叫悲观，这个说法也不叫对未来不看好，为什么？当我们进入6%的区间以后，相对于10%增长率就是不好。反过来看，未来在6%增长率的框架下就是最好。
消费比率提高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基本特点
刚刚樊纲院长引用图是中国储蓄率趋势图，从这个回归曲线中是可以清晰的看到，什么叫高速成长？高速成长伴随的是高储蓄率，高速增长结束的时候随之发生的就是储蓄下降、消费增长。我们要想高消费、高储蓄还要高增长，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拿不出这么多钱投资怎么会要高增长？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显然增长的目的是让人们享受更多的改革开放成果——消费。
樊纲院长说老一代退休以后是高消费，但我以为不是。当前国内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消费能力强，都是月光族，他们不再像老一代吃苦耐劳存钱买房子，很多留学生回来包括大学生回来都不就业，在家待着。我当年毕业赶紧找工作，不能再让家里掏钱，现在不少年轻人没有这种担心，指望父母的钱。中国未来三五十年可能就会面临什么样的状态？可能也会出现美国等西方国家寅吃卯粮的超前消费状态。
日本和我国特别像的一件事就是当经济下滑之后不断用杠杆的刺激经济。从日韩经济发展趋势的图（M2比GDP）可以看到，所有国家面临经济发展大转型的时候都会出现利用杠杆防止经济继续下滑。
樊纲院长刚才跟大家介绍，日韩经济转型期是“快调”，我们是“慢调”，快调是大家痛苦，慢调就是温水煮青蛙。韩国从10%的增长掉到负1.5%大衰退，日本也类似，美国2008年的调整更快，3.5%到负1.5%。我国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以尽量慢的步伐调整，这样好不好？好在于社会保持稳定，没有大规模的失业，不好在于，长期面临保增长的压力？总体来讲，日本、韩国和我国目前的经济转型情况类似，都属于追赶型经济下台阶，在下台阶中出现整体资源重新配置。中央政府采取大量的措施防止下调过猛过快是个规律，这个规律下我国总体做的不错——杠杆率没有日本、韩国升得高，我们杠杆率在快速增长。日韩和我国相比算中小型经济体，日韩经济转型的回旋余地小，而我国回旋余地大。我国在经济转型期取得的成绩，在下调中杠杆可以控制，经济体量是重要的因素。
从长期趋势看，GDP增长和就业实际上脱钩了。我国GDP增长从劳动密集型转向知识资本密集型之后对就业的需求就降低了，反过来讲，衰退也不会造成更严重的失业问题。从近两年的数据看，中国整体的登记失业率和实质的申报失业率相比都不高的，登记失业率是4.5%，实际申报合算不足3.5%。从这个数据看，经济转型期间各国就业的压力不尽相同，我国目前的失业率看，可以印证6%到7%可能就是经济转型期的第一个台阶。经济增长率不能再下滑到6以下，防止出现恐慌。
“认知”和“平台”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新主体
当面临重大变局时，以科学革命为例，200年工业革命形成的基本判断或基本的事实是——规模化生产是整体工业化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的主体。基于这一基本事实，产生当前对于强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争论。以前的理论是：没有大规模生产就不会有经济增长。未来看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是：认知和平台可能构成增长新的主体。
认知的含义最简单的比喻就是机器取代人，当我们通过认知把人大量的行为、活动软件化、程序化，我们就可以不要人了。这样代替过程最先发生在金融领域：金融科技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在于前台人员大量减少，审贷员这一行业基本消失。审贷员过去是公认的地位不高含金量很高的行业，现在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金融企业的用户画像，例如日常生活接触到的短信通知，告知你可以贷多少款、有什么样的利息。
从这一行业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四十年高速成长的模式可能会出现重大的变化。过去的经济增长得益于要素廉价、形成规模、变成产品廉价、占领市场。我国目前产品的便宜，是土地便宜、劳动力的便宜、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占领世界市场。为什么无产阶级很难团结起来？因为就业岗位的争夺。中国无产阶级抢了欧洲无产阶级的就业岗位、抢了美国无产阶级的就业岗位，他当然和你不团结。最典型的我们可以看温州的发展模式，温州做鞋1亿双，筷子2亿副，打火机5亿只，可以做到世界级规模，但缺少成长空间。反应出来的问题是——中国人在传统的要素廉价过程中的比较优势已经达到瓶颈。下一段增长的突破口是创新增长。
创新增长的社会结构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创新主体是谁？创新者是科学创新还是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也许三个都有。科学家成为企业家太罕见了，著名的企业家任正非也不是科学家。任正非在我看来不算产业技术专家，但他是伟大的企业家，他能洞悉科技产业的发展方向。
科学革命引起不确定性是极大的，最为常见的不确定性是会被别人超越。未来的科学方向不确定，就会成为比较优势悖论，这个悖论下就是中国的问题，你说你便宜，有比你更便宜的。所以很多网上的人说，为什么打贸易战？我们的生意都跑到越南，没贸易战他也会去越南，你比美国便宜，越南比你便宜多了。这样的变化过程就是，樊院长刚才讲的比较优势向后发优势的转变，后发优势向创新的转变。后发优势可以引进大量的技术、引进大量的管理模式，这不仅是要素廉价的优势。
现在越南人也开始走后发优势，不仅是比我们更廉价。这迫使我们要开始创新。这里创新的概念不是指要素更廉价，而是模式理念的创新。例如电商领域里，有大量模仿电商的，能够成功的很少，成功的电商即是行业的垄断者。
未来经济转型中政府行为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完备的前提下，优良的营商环境取决于有效的政府管理。
中国巨大的制造业规模已经成为转型期面临挑战的新问题
中国经济转型最大的成功是通过四十年的工业化形成了巨大的制造业规模。过去的四十年，我们干了一件最伟大的事情是把农民国家初步变成的工业化国家。四十年前中国多数是农民，现在多数是城市人，中国变成了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国家的水平怎么衡量？制造业的规模相当于美日合计，中国制造的产品销售到全世界——这就是我们的成就。
樊院长讲到为什么我们面临很大的困难？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卖资源给我们的国家少，我们去干掉别人岗位的国家多。中国人太多了，产品要价太低了，形成了其他国家很难超越的价格优势。美国有着巨大的市场，这是越南等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的资源，自然会在贸易摩擦和国际交往中站在美国一边。中美贸易摩擦对于越南来说是承接制造业转移的发展机遇。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四十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变成了我国经济转型的问题。
产品制造的规模是一个重大成就，另一个成就是，我国产品的质量在提高——工业自动化、机器人的使用率在提高。到2018年为止机器人的使用率，我国和日本、德国、北美不相上下，增长速度极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科学创新和研发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就化学领域来说，中国SCI在世界上的发文率和被引用率连续三年第一，AI领域中美并驾齐驱，当然质量还有差别，但是从量上来看已经上去了，引用率上去了。总的来说，综合工业化的过程，工业机器人代表的工业水平上升可以看到。
从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分析来看？除了机制体制优势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穷，你不穷劳动力成本能低吗？因为穷有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才可以高速增长，当我们不穷了体制机制优势就要表现成引领创新。
中国、日本、韩国包括现在的越南都是因为穷而高速增长，没有富国高速增长的，他没有这种比较优势、没有廉价优势，所以他就没高速增长，首先要把这个事说清楚，从比较到后发这个优势怎么形成的？它是客观规律，和中国人吃苦耐劳没有直接的决定性关系。我国经济发展比日韩好的原因在于，我们做得比他时间长、比他涉及的人口多、产生的影响比较大。把四小龙加起来，他的人口不到我们人口的零头，14亿人能告诉增长四十年从300到10000美元，这不仅是高速增长是伟大成就。
现在强调四个自信，我们要承认我国经济起飞的基点极低，控制力极好。2019年的世行报告专门写了一段深圳，可以想见深圳在世界的地位。简单来说，深圳就是风箱里的老鼠，向上有人压着，向低有人盯着，向下不能比便宜，向上的话技术能不能走到世界前沿。我们经常在说深圳的伟大成就是200美元起家的，现在增长到人均近3万美元。困难的是劳动力成本增高，这是手心手背一件事，降低成本所有在座都会反对，怎么降低成本？大家降工资。要做的只能一件事，要向上打。
中高端制造业占比与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紧密相关
深圳为什么作为示范区？当人均GDP超越了北京、上海，深圳能不能还继续创新？如果能那就是示范区。
联合国工发组织把世界所有的经济体的制造业按技术密度做了中、低端的划分，2005年中高端42.2，2015年我们就是42.2，和世界平均水平差十年。我们增长速度比世界快多少？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一倍以上，世界平均的增长向高端转移，十年提高了2.5个点，我们十年提高了2.6个点，比全球平均水平多0.1，这是需要讨论分析的问题。工业化国家49.9，比我们高7.7。我们自己在东亚，如果把我们扣掉，东亚比我们高至少15个点以上。这个差距是我们努力的空间，当中高端比东亚水平高了，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就占据了高点。
另外，中国制造业在中国的经济占比不到20%。实际上表上的数据就是中国民营制造业，大家就可以想象民营制造业过去四十年发展靠什么？就是刚才樊院长讲的风口，大家都追风口的时候就不会产生真正的产业，高速增长不断的追风口，就是雷军那句著名的话“赶上风口猪都能飞起来”。大家会想到一句话，没了风猪一定会摔死。很多地方的经济一片暗淡，当年飞起来的都是猪。我们不能说深圳没飞起猪来，深圳肯定会有很多猪飞起来了，但是真正飞起来的是鹰，没了风鹰就飞走了，那就是华为和华为为代表的这一大批创新企业，我们就要研究这个体制下为什么不能产生如此多的创新企业，为什么在深圳有，在其他地方没有？这是得益于深圳体制机制下激励创新的能力。
假如有一天我们到2万美元的时候，我们的中高端产业占比能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能够接近东亚、能够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还怕什么？贸易战的持续过程樊院长说可能一百年、可能四十年，核心取决于你在中高端上有多少，当你中高端越来越多他就卡不着你，他就怕你去卡他。中美贸易战中大家可能看到一个现象、一个事实，去年美国高端企业倒闭空前增加，这些和中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贸易战前，几百亿的芯片卖到中国，突然中国买不了，这些企业都倒了。我们现在是靠市场，如果有一天我靠的是技术呢？就像华为理念是用先进的技术和专利培养美国企业作为竞争对手，激励自身的技术革新。更多的企业按照华为的发展理念来经营，我国的中高端产业占比就能提升。
中国经济转型问题的特点分析
任何现有的问题一定是历史的问题——经济转型中的问题不是突然产生的。在这个理论下，我们可以看1995年到2008年，到目前为止是罗德里克比较好的文章。他做了一个分析，全球在这个过程中，过去二十年都在进行结构调整，向高端走，中国出现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韩国经济乏力、澳大利亚乏力、中国乏力，在这样的过程中，1995年到2008年中国所谓的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是负数，中端是负的，高端是正的。另外表格中的数据显示，美国低端负的少，中端负的多，高端是正，这样的发展过程很早就有了。樊院长讲贸易战早打比晚打好，这让我更清醒了，我们早就应该放弃中低端的东西特别是低端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用2000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很多人说这些都挪到越南去了，我们搞了四十年还在做这些东西不是太没出息了？这些血汗工厂的东西早就应该搬离，我们的制造业早就应该升级，不求规模最大，求制造业水平高。所有民营企业到目前为止要我个人觉得，这轮衰退为什么持续那么久？民营投资为什么缩减那么快？受不受民营经济退场论的影响？肯定受，但是也受另外一个影响，当大量的追逐风口出现大规模过剩的时候，找不到新的热点，所以就会受损。未来对于民营经济新的考验是第二代、第三代的民营经济，如何从办得快、抓得机会多变成做得好、做得长，我觉得这是民营经济要发生的重大变化。
跟大家介绍一下刘鹤的观点，2018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讲话，刘鹤致辞中说，机器人领域的巴斯德象限特征明显。我觉得真正说中国经济转型方向的，这句话是最核心的，大多数人不懂而已，这是看得最远的一句话，说得最清楚的一句话。
樊院长说从工匠精神开始人类的知识积累，人类的知识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什么是发达国家？人均知识密度高的国家。什么是发展中国家人均知识密度低的国家。如何追赶？两种追赶方式：一是科学的方式，科学的方式比较简单，例如：哥白尼通过地谷的观测，地心是错的，日心是对的。到了爱因斯坦不至于观测了，爱因斯坦从几何开始，两条直线可能相交，把光速加进去会怎么样？出现了相对论。霍金连话都说不清楚，他在脑子可以想黑洞，这就是科学发展逻辑。这也是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大学应该培养的科学大师。我们现在的科学大师甚少，我们有多少科学大师？没有这样的领军人物不可能有未来。
我列一个哥德巴赫猜想，中国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核算能不能赚钱。华为经历过，中国科技大会上，任正非第一次在大会上演讲，任正非说华为创新走到无人区，前面渺茫。华为的核心是计算和数学，但全国科技大会，大院、大所、校长、几百个院士都在，有一个站出来说我可以帮你算的吗？两个月之后我看新闻，两个月之后的新闻就是法国开世界数学大会，法国有位院士讲，法国自费马大定理以后始终处在世界数学皇冠的宝石位置，列举了一系列法国数学界的成就，最后的成就是华为高等数学研究院落户巴黎大学。
深圳生产手写笔可以占全国市场的80%，世界市场的60%。苹果说我不要那个笔，我要手指写的时候，那个产品一发布，深圳的三家厂就没了，工匠打不过科学。工匠重要，没有科学工匠就不会引导真正的工业化。
深圳取得的重大进步是爱迪生模式——专利技术。专利技术的核心最基本的是保证同一品质下规模化生产，产品的品质一致，可以说深圳四十年的伟大成就是什么？从工匠走向了爱迪生，华为倡导新的东西是科学。刘鹤讲的就是巴斯德，我们大家都知道巴斯德，没有巴斯德在座都活不了。今年感冒流行是疫苗没生产出来，病毒变异没有疫苗。巴斯德就是微生物专家，他自己发现疫苗是可以人工发酵的，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产业，中国的疫苗产业在世界上已经追上了。
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第三阶段要开始创新型活动。政府的创新活动要大大的前移，推动大学转型，深圳经济发展得益于能给技术定价。深圳有大批人能给技术定价，能把知识变成产品，把产品变成股权，把股权变成资本。可不可以让每个科学家有初心？一定要教育。如果他所有的科研成果别人白白拿去使用，他就不会有这个初心。深圳做到的就是能在全国、全球找技术，股权的方式、定价的方式变成科学和产业的效应，未来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和美国的差距是基础科学，我们要把全球的科学拿到中国来变成产业。
樊院长特别讲创新是不可能封闭的，我看了最近若干年的全球合作是这样的，中国和对外合作在专利合作、合作生产申报专利方面快速下降，这是因为别人防着你、封锁你；但是中国和国外合作发表论文显著上升，基础科学领域的合作是有巨大潜力的。比如说全国高校不断吸引高端人才回来，把他的知识转化成成果。各地方政府资助大学，告诉大学明年交多少篇论文，你还要有多少专利，还要看专利能不能变成GDP，那是办大学吗？把这样一套管理工厂的方式延伸到大学就变成大专了。要改变目前大学的现状，我们要比较深刻的认识什么叫数字经济。
这个图的横轴是受教育年限，纵轴是工资，大家会很惊讶，受教育年限越长工资越低。大家会想到一个故事，80年代造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体力主导的工业生产时期，戴着眼镜的博士的报酬比起普通人不会太高。1980年到2000年之后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受教育年限越高工资越高，这在中国也发生，当计算机革命来临后，大量的工作人们是可以让计算机去做。
到现在为止你说我不会处理数据，我不懂数据传输，我不会数据分析，你能做投行吗？今后金融学没学过计算机、不懂数据处理，连站前台的机会都没有。未来怎么提高效率？机器人快速取代人。
我们过去一直说微笑曲线，以制造为基础向两端延伸，微笑曲线四十年发生变化，大规模制造的收益率在快速的下降，创新制造收益在提高。一个产品出来后很快就要有新的技术出来，一种新的技术出来就会改变一个行业，这就是所谓的巴斯德原理——大量的算法出现。未来经济转型后，大量有关数据处理产业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机器替代人的时代就开始了。
美国中西部重新崛起的过程贯穿了两条机器人狗，一只下棋的狗，一个是能跑能跳能开门的狗。机器狗现在已经变成人形了，178cm的身高，体重75公斤，可以抓取、装配、装东西还可以学习，目前才发挥10%的能量，还有90%的可提升，每台2.2万美元。2.2万美元可以连续工作6500小时。中国《劳动法》规定，2000小时内是不用加薪的，以2000小时为准，相当于三年四个月的标准劳动市场，除以三年四个月，月需要付出的钱是3850，去掉五险一金到手2000。现在工厂已经找不到2000元/月的搬运工了。
大家看到富士康的变化吗？富士康正在发生大规模的用机器取代人，所以富士康要从大陆搬走，很多人骂郭台铭，为什么骂阵他？道理很简单，他用大规模的机器人生产，他在美国生产连运费都不用付了，在欧洲生产也不用付运费了，比人便宜。为什么到中国来？中国劳动力便宜，现在机器人比你便宜多了，可以直接在消费地生产了，今后iPhone可能不在深圳装和郑州装了。我们看到这样的东西以后，我们就会想，今后我们是买机器人、装机器人、生产机器人还是设计机器人？买机器人是最亏的，装机器人就是三来一补，造机器人就是现在的中兴，设计机器人就是比华为高一点，这是我们发生最重大的变化。
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是和美国的机器人高端设计者竞争，我们能不能做到？我们能做就能占据未来经济发展转型的高点。
从美国的情况看，樊院长讲城市群，美国作为城市群而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变化就是在一个大城市群中，大城市群向另外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转移不多，向周边扩散的速度极快。在一个大城市群中就会出现高成长性中小城市的快速成长，这样的成长过程就把大城市的制造和创新过程分离，大规模的制造就会退出大城市，大城市专门做创新制造、设计、高端，一般性制造就会移出去。
为什么现在广州的发展不如深圳好？广州大片的土地用来生产汽车，汽车的增长没有Mate30和Mate30pro增长快，汽车生产越多效率越低，土地成本不断的增长，如果广本在深圳生产会怎么样？早就混不下去了。
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产业是生命科学，占美国人口比例不高，但是增长很快，收入排在前面是健康的专业人士。科学技术、数学人才增长最快，下降最快的是办公室白领，今后被机器替代率最高的是办公室的白领，因为这个行业太成熟、太简单机器替代太容易了。现在很多高科技的酒店，入住之后打服务电话要什么东西，一会儿机器人敲门送来了。美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后，下一步替代的是餐饮服务，再可以替代大规模生产。
当很多人对面向未来的技术变化感到是科幻、是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头看。二十年移动的传输速度提高了多少倍？100千兆/秒提高到150700千兆/秒，十年提高750倍，一年提高75倍，一个月提高6.25倍，每天我们看的时候提高效率20%。按照这样的速度未来十五年会是什么样？假如我们没有在科学上像樊院长刚才讲到获得后发优势之后，没有走向创新过程，我们再隔15年、再隔20年，一个轮回过来可能就成退回到1980年了。如果我们没有转型的勇气和决心，大家追风口一样，像猪一样飞起来，结果就会是一地鸡毛。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治环境是未来我们创新的基础
改革开放四十年经验告诉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过程离不开法治，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要用法治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这是中央批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要一句话。政府作用不是轻易发挥的，要在法治规范下，你做任何的决策依法了没有？法治规范如何？有多少是越过法治规范，如果没有法治化的审查所有都不用实施的，这是深圳的经验，也是未来中国要做的。
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团队围绕深圳手机产业在政府引导下走向规范做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讲了深圳的手机如何从买手机最后到草根，最后到山寨最后走向规范的，每一步的过程都对应着和政府有关。深圳最早做手机先有华强北，政府同年发布了《深圳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规定》。1992年小平南巡确定市场化原则，政府管制大规模的放松。1998年深圳科健出了第一台手机的时候，国家工信部开始手机的审批制度，外国手机进入中国要经过审查，要给国产手机留下市场空间，如何发挥政府作用是很重要的。2000年加入WTO，WTO的框架下中国政府如何有效的做产业政策。中小板的创立，是后来5G的重要基础，大量的中小板企业都和通讯技术有关。2000年以后，国内手机审批制度变革，从前置审批变成后置者备案，当中国手机强大的时候，这个产业政策取消了。这个报告完整讲述了，聪明的政府如何和市场相配，推动手机产业的发展。有为的政府一定要聪明，不能鲁莽、不能蛮干，不是简单的说我要克服市场失败，在啥事都是政府管的时候就没市场，那还有失败吗？只有政府失败。我觉得这个过程中，聪明的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这个公共产品不仅是资助、不仅仅是研发，而是一个法治环境。中央这次给深圳示范区的授权也是特区立法，如何做到公开、透明、可预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治环境是未来我们创新的基础。
1月19日是小平南巡18年，我们要继续发扬改革开放精神，少做一些无谓的争论，不要争论姓资姓社，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樊院长讲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快马加鞭的在创新领域做出重要的突破。
□媒体报道
樊纲：2020年中国仍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
21财经 2020年1月6日王帆
风云激荡的2019年已经结束，2020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形势？
1月5日，在深圳举办的“问势2020”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发表了一场题为《“大变局”与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演讲。
樊纲认为，2020年经济仍然有下行压力，但同时有几个积极因素，可能使经济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保持在6%左右的增长水平。
他同时指出，一些化工行业因为环保及安全方面的因素，有的地方政府采取的做法是直接关停。但追求100%的零污染和零风险是违背发展规律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仍然要“千方百计谋发展”。
中国从“比较优势”走向了“后发优势”
樊纲表示，2000年以后中国迅速崛起，竞争力迅速提升，出口贸易迅速增长，这个时期被美国人称为“超级全球化”（Super Globalization）。过去全球化不过只是发达国家玩的游戏，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大大改变了整个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格局。
樊纲说，发展经济学以前只强调比较优势，现在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来看，应该更加强调后发优势。比较优势通常说的是没有好的资本、好的技术、好的教育，禀赋就是廉价劳动力，因此要利用好禀赋搞一些能够搞的产业。
但如果只有比较优势，就永远在低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里，永远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竞争力，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出在这儿，廉价劳动力用不了多久就用完了。
“怎么才能改善禀赋的结构，获得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技术、更多的人才？得靠后发优势，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比较低的成本迅速学到人类迄今积累起来、创造出来的各种知识、技术，包括思想。后发优势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开放。中国做对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开放。”樊纲表示。
当前阶段，中国所面临“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无疑是中美贸易。樊纲表示，“大变局”的原因正是中国的迅速成长，在一些新的领域有竞争力了。
据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2019年12月下旬的消息，关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协议签署具体安排等后续工作，保持着密切沟通。樊纲表示，这是好消息，但中美之间的问题仍将是长期问题。
而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包括投资下滑、外贸下降以及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放缓等。同时，樊纲也指出，贸易摩擦仅能解释一部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主要原因仍然在国内，包括劳动成本提高、环境压力加大、政府体制的改变与过渡等，这些是结构性、长期性的因素，此外，当前中国还面临着周期性的因素，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说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
2020年中国经济可能保持6%左右的增长
在上述这些形势之下，2020年的中国经济会出现什么变化？
樊纲表示，“我个人相对乐观一点，我认为不会比2019年更差，也许、希望比2019年好一点，仍然有下行压力、仍然不会高涨，但是有几个积极的因素，可能使经济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保持在6%左右的增长水平。”
第一个积极因素是中美之间将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短期内会形成确定的预期和环境；第二是宏观经济政策力度加大；第三是房地产政策“一城一策”的调整，以及城市群的发展，会拉动增长。
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更长期的趋势和特点，樊纲将其总结为5个方面：
一是更加重视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进一步发展国际市场的多元化；
二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有待开发；
三是进一步扩大开放；
四是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
五是着力于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发展高新科技产业。
关于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樊纲表示，“我们的短板不光在高新科技领域，很多制造业都有问题，进口依存度高，受制于人。精细化工材料领域有10万种产品，我们现在只能做3万种，多数在中低端，高端的我们做不了。”
他继而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一些领域落后不奇怪，这是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还能继续发展的话就不成问题，如果不增长、停滞、倒退甚至负增长了就是问题了，特别是在精细化工领域，因为是化工，现在面对两种监管、督察，一是环境，二是安全，很多地方的简单做法是（把企业）关掉。
“这就成问题了，一关了之是没风险了，但产业就发展不了了。搞环保、安全是为了这些产业更好地发展而不是让它们不发展，要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同时又要继续发展，这才是真正好的发展政策。千方百计谋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些话不能空说，要落在很多实际的问题上。”樊纲说。
唐杰：深圳40年重大进步是从“工匠模式”
走向“爱迪生模式”
南方日报 2020年1月7日张玮
“深圳40年取得的重大进步就是从‘工匠模式’走向‘爱迪生模式’。”1月5日，深圳市政府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在“问势2020”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上如是说。
唐杰说，大规模制造的收益率在快速下降，创新制造收益在提高，一个产品出来后很快就有新技术出来，一种新的技术出来就会改变一个行业。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如果能在未来继续创新，就是示范区。
“发达国家也是人均知识密度高的国家。发展中国家要追赶上去，重视科学是方式之一。工匠重要，但没有科学，工匠就不会引导真正的工业化，因此要培养像爱因斯坦、霍金这样的科学大师，没有这样的领军人物不可能有未来。政府的创新活动要大大前移，推动大学转型。”唐杰说，创新不可能封闭，近年来中外合作发表论文显著上升，显示基础科学领域的合作有巨大潜力。
另一方面，唐杰认为，深圳能走到今天，原因之一就是拥有给技术定价的能力。大量技术不在深圳出现，但深圳却有大批人能把知识变成产品，把产品变成股权，把股权变成资本。“深圳做到的就是能在全国、全球找技术，用股权和定价的方式变成科学和产业的效应，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是基础科学，我们要把全球的科学拿到中国来变成产业。”
不过，他也提醒，改革开放四十年经验告诉世人，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等各项过程离不开法治，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要用法治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有为的政府一定要聪明，不能鲁莽、不能蛮干，不是简单的说我要克服市场失败。聪明的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这个公共产品不仅是资助、不仅仅是研发，而是一个法治环境。”唐杰说，如何做到公开、透明、可预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治环境是未来深圳创新的基础。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发展城市群对深圳房价有稳定作用
南方日报 2020年1月7日张玮
今年是本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启，也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中国和深圳将迎来哪些机遇和挑战？1月5日，在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举办的“问势2020”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上，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预测，2020年经济不会比2019年更差，中国经济可能保持6%左右的增长。
樊纲说，发展经济学以前只强调比较优势，现在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来看，应更加强调后发优势，甚至应成为发展经济学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强调比较优势，通常说的是资源禀赋里没有好的资本、技术、教育，只有廉价劳动力，因此要利用这一禀赋搞一些能搞的产业。”但樊纲直言，只有比较优势，将永远停留在曾经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里，无法产生更大的竞争力。
如何才能改善禀赋的结构？樊纲认为，要靠后发优势，即以比较短的时间、比较低的成本，迅速学习到人类迄今积累起来、创造出来的各种知识、技术，吸引更多的人才，而实现其最快的办法就是“赶紧开放、赶紧交流、赶紧学习”。
对于2020年的经济走势，樊纲表示自己相对乐观，直言“虽然仍然有下行压力、仍然不会高涨，但不会比2019年更差，也许还要更好一点”。他预估2020年中国经济可能保持6%左右的增长，同时更长期会呈现五大趋势和特点：
一是进一步扩大美国以外的全球市场，发展我国在国际市场的多元化程度；
二是综合人均GDP和农民工收入增长、社会保障愈加完善、信贷消费和电商产业的发达等因素，国内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进入消费增长阶段；
三是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技术水平、能力和增长速度；
四是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
五是着力于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发展高新科技产业。
“第一阶段是1978到2000年，我们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第二阶段是2000到2018年，以劳动密集型加上后发优势为主，包括学习、模仿、消化、吸收，有些山寨，但迅速接近一些领域的科技前沿；第三阶段是2018年以后，即学习模仿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樊纲说，世界上最好的体系不是各自做各自的事情，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互相分工、各自可以利用。
在提问环节，面对“房价”这一外界关注的话题，樊纲表示，现在城市群真正发展了，高铁、快轨让一小时可达成为现实。“（如果那个地方）房价便宜一半，你会不会去？你去那儿了，对深圳高房价的压力会不会减少？这个意义上至少有稳定的作用。”樊纲认为，大中小城市、城镇，甚至是农村和城市在城市群中都会互补，房地产业和其他业也能互补，包括公共服务，将来医疗、教育也互补的话，就能缓解对大城市的各种压力。
“问势2020”报告会专家称城市群的建立将缓解深圳压力
南方都市报 2020年1月6日张小玲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需要能在未来继续创新，深圳取得的重大进步是“从工匠走向爱迪生”。在举行的“问势2020”报告会上，专家认为，深圳如何做到公开、透明、可预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治环境是未来深圳创新的基础。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治环境，是未来深圳创新的基础
1月5日，由马洪基金会举办“问势2020”春季理事报告会举行。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提到，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还能不能在未来继续创新？如果能，那就是示范区。深圳现取得的重大进步是“爱迪生模式”、专利技术，专利技术的核心最基本的是保证同一品质下规模化生产，产品的品质一致。
在唐杰看来，深圳40年的重大进步是“从工匠走向爱迪生”，华为倡导新的东西是科学。另外，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说明，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过程离不开法治，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要用法治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政府应该提供公共产品，这个公共产品不仅是资助、不仅仅是研发，而是一个法治环境。”唐杰提到，中央这次给深圳示范区的授权也是特区立法，如何做到公开、透明、可预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治环境是未来深圳创新的基础。
城市房地产业和其他业互补，可缓解大城市压力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提到，房价和股市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现在城市群真正发展了，有高铁、快轨，一个小时到达一个地方，房价便宜一半，你会不会去？你去那儿了，对深圳高房价的压力会不会减少？这个意义上至少有稳定的作用。他认为，房地产业和其他业都互补，包括公共服务，将来的医疗、教育都互补的话，就能缓解对大城市的各种压力。
唐杰还提到，有一个深圳7000家企业的数据，这7000家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占深圳GDP2013年到2015年的10%，占制造业的比例达到36%。这些创新型企业的增长是全市增长速度的两倍、工业增长速度的2.2倍，它比工业要快。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的是两个因素，一是企业具备足够博硕士为主体的研发人员，有研发人员、研发产品、专利技术，二是政府在创业、走向市场等四个阶段给予支持。
樊纲：未来需补齐制造业短板
经济观察网 2020年1月7日沈述红
2020年，中国经济身处什么样的大变局？
“2020年我国经济不会比2019年更差。”著名经济学家樊纲5日在深圳举办的“问势2020”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上如是说。
他指出，2020年，我国面临三大积极因素，使得经济有一定稳定性，保持在6%左右的增长水平。
与此同时，樊纲认为，中美之间经贸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周期性因素，以及劳动成本提高、环境压力加大、政府体制的改变与过渡等结构性、长期性因素，都将影响我国经济增速。
为此，未来，我国在进一步扩大开放、开拓美国之外的全球市场、挖掘国内消费市场潜力。
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着力于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的趋势下，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补齐在制造业的短板。“这个过程需要多一些‘隐形冠军’企业。”
2020年不会比2019年更差
2020年我国经济会出现什么变化？樊纲表示自己相对乐观，他认为2020年我国经济不会比2019年更差。“也许比2019年好一点，但仍然有下行压力、仍然不会高涨。”
他表示，2020年，我国面临三大积极因素，将使得经济有一定稳定性，保持在6%左右的增长水平。第一个因素是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短期内会形成确定的预期和环境；第二是宏观经济政策力度加大；第三是房地产政策“一城一策”的调整，以及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城市群的发展，会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无疑是中美贸易。樊纲表示，贸易摩擦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它对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投资下滑、外贸下降、技术进步受阻、经济增速放缓等。“虽然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具体事宜安排后续工作，这是好消息，但中美之间的问题仍将是长期问题。”
为此，作为相对落后的国家，我们应该从强调比较优势到后发优势过度。“比较优势通常指一个经济体没有好的资本、技术、教育，其禀赋就在于廉价劳动力，他们利用好这一禀赋搞一些产业。但如果只有比较优势，就永远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里发展，永远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竞争力。因此要发挥后发优势，用比较短的时间、比较低的成本迅速获取人类迄今积累和创造出来的知识、技术、思想，补足短板，改善禀赋结构。”
樊纲同时指出，贸易战仅能解释一部分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更主要的原因在国内，如劳动成本提高、环境压力加大、政府体制的改变与过渡等，都是结构性、长期性因素。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还面临着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这是由于上一轮经济过热导致的。美国等国家解决这一问题是靠危机、衰退，急风暴雨式的市场出清，我们则靠软着陆。“软着陆的好处是我们经济可以保持不衰退，坏处是出清过程比较慢。”
如何补短板？
在更长远的未来，我国经济面临何种趋势和特点？樊纲认为主要有5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扩大美国之外的全球市场，这方面潜力巨大，目前美国只占我国17%的出口额，其他市场还在增长，美国市场出口额下滑问题不是特别大；
二是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我国过往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这个情况要开始改变了。
三是进一步扩大开放，让更多外国企业和资本到我国，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技术能力和增长速度；
四是经济体制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
五是着力于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发展高新科技产业。
“但我们的短板不光存在于高新科技领域，很多制造业也有问题。”樊纲坦言，下一阶段我们要补短板，短板就是机遇，我们存在落后就有后发优势，就可以有所作为。
在此基础上，樊纲认为，我们需要多一些“隐形冠军”企业。这类企业争者少，一旦做下去将来发展会非常稳定，利润会很高，投资回报也会非常好。“但这不仅需要企业能持续发展，也需要政策的支持。”
此外，樊纲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一些领域落后不奇怪。只要它们能继续发展，问题就不大，不过一旦这些领域发展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就有问题了。特别是在精细化工领域，面临两种监管、督察，一是环境，二是安全，很多地方的简单做法是把企业关掉。企业关了，风险没了，产业也发展不了。
“搞环保、安全，是为了这些产业更好的发展而不是不发展，要帮企业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又要让他们继续发展，这才是真正好的发展政策。千方百计谋发展，发展第一要务这些话不能空说，要落在很多实际的问题上。”樊纲表示。
樊纲：中国做对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开放
深圳特区报 2020年1月14日王玥
提要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一些领域落后不奇怪，这是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还能继续发展的话就不成问题，但如果不增长、停滞、倒退甚至负增长了就是问题了。高端制造业下一阶段发展的重点就是补短板。短板就是机遇，我们落后就有后发优势，意味着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有所作为。
今年是本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启，也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风云激荡的2019年已经结束，2020年，中国经济又将面临怎样的形势？1月5日，在深圳市马洪基金研究会举办的“问势2020”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上，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可能保持6%左右的增长。
A、后发优势的前提条件是开放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大变局”是对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迁的重大判断。
樊纲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大变局”中的重要因素。2000年以后中国迅速崛起，竞争力迅速提升，出口贸易迅速增长。过去全球化不过只是发达国家玩的游戏，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大大改变了整个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格局。
发展经济学以前只强调比较优势，现在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来看，应该更加强调后发优势。“比较优势，通常说的是资源禀赋里没有好的资本、技术、教育，只有廉价劳动力，因此要利用这一禀赋搞一些能搞的产业。”但如果只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将永远停留在曾经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里，无法产生更大的竞争力。
如何改善资源禀赋的结构，获得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技术、更多的人才，就得靠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使得我们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比较低的成本迅速学到人类迄今积累起来、创造出来的各种知识、技术，包括思想。后发优势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是开放。作为落后国家，迎头赶上的捷径就是开放、交流、学习。“中国做对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开放。”樊纲表示。
B、2020年中国经济可能保持6%左右的增长
对于2020年的经济走势，樊纲表示自己相对乐观，“虽然仍然有下行压力、仍然不会高涨，但也许会比2019年更好一点。有三个积极因素，能使经济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保持在6%左右的增长水平。”
第一个积极因素是中美之间将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短期内会形成确定的预期和环境；第二是宏观经济政策力度加大；第三是房地产政策“一城一策”的调整，以及城市群的发展，会拉动增长。
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更长期的趋势和特点，樊纲将其总结为5个方面：一是更加重视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进一步发展国际市场的多元化；二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有待开发；三是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技术水平、能力和增长速度；四是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五是着力于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樊纲将我国产业的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到2000年以劳动密集为主。第二阶段，2000年到2018年是劳动密集型加上后发优势，包括学习、模仿、消化、吸收，迅速接近一些领域的科技前沿。第三阶段，2018年以后，学习模仿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世界上最好的体系不是各自做各自的事情，自力更生，最好的体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互相分工、各自可以利用。”樊纲说。
C、短板就是机遇
关于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樊纲表示尽管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有所提升，但在高新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旧存在短板，比如“精细化工材料领域有10万种产品，我们现在只能做3万种，多数在中低端，高端的我们做不了。”
他继而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一些领域落后不奇怪，这是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还能继续发展的话就不成问题，但如果不增长、停滞、倒退甚至负增长了就是问题了。高端制造业下一阶段发展的重点就是补短板。短板就是机遇，我们落后就有后发优势，意味着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有所作为。
樊纲和其团队在调研中发现一个现象，在一些省市，为了安全和环保考虑，不少化工厂被“一刀切”关停。“这就成问题了，一关了之是没风险了，但产业就发展不了了。搞环保、安全是为了这些产业更好地发展而不是让它们不发展，要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同时又要继续发展，这才是真正好的发展政策。千方百计谋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些话不能空说，要落在很多实际的问题上。”樊纲说。
长期来讲，我们面临很多发展的问题、发展的挑战，只有直面问题，把问题真正解决好，才能在“大变局”的环境变化中可持续发展，找到出路。
问势2020：城市群建设将拉动经济增长
前海金融 2020年1月6日黄海琳
“无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稳定的增长才是解决国内外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要使经济保持平稳的增长，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民营企业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在长期的结构调整上，中国依靠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教授表示。
前海传媒获悉，1月5日，“问势2020理事报告会”在深圳举行。樊纲以“大变局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为题发表演讲，他深度剖析和解读了中美贸易战的现状、由来及发展趋势；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启示；并对中国经济2020年总体走势做出判断。
樊纲认为，中美的摩擦早晚会来，但早来比晚来更好。贸易战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需要重视其他市场、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市场、进一步扩大开放、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着力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中国通过对外开放使大量的知识外溢进来，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快速缩短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
他指出，中国经济主要采取软着陆的办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另一方面，城市群的建设也会拉动经济的增长。在几大利好因素的推动下，2020年我国经济会企稳向好。
知名学者、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唐杰教授进行了点评演讲。他表示，从中国经济转型的中长期趋势看，潜在增长率阶段性下降是各国发展转型中不可避免的挑战。唐杰认为，未来新的经济增长主体将围绕“认知”和“平台”两个概念展开。“认知”可以简单解释为“机器取代人”，表现在经济增长模式上，以廉价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为主的增长模式，将转化为以创新创造为主的科学化增长模式，强调以“认知能力”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将主导未来国家和城市的竞争。
“经济增长必须要有公开、透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唐杰指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要坚持改革开放的优良传统，为中国经济创新转型打造具有示范意义的法治化“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