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交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副总召集人于长江——
新形势下解读“改革”和“开放”
我们现在谈的“十四五”，是深圳的“十四五”，它与其他的城市的规划有何区别？“深圳”这座城市，总有一个潜台词，就是作为全国先行先试示范区，它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在上一轮发展中的地位不用说了，问题是现在，深圳做“十四五”，还要不要这个潜台词？还要不要为全国的发展提供某种先行先试的实践实验？当然，现在国内外总的形势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个人认为，深圳还要承担这个使命，尽管我们不必大张旗鼓、敲锣打鼓的说出来，但我们做这个规划的时候还是要考虑这方面的因素，要以某种方式体现出来，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思路。
我觉得深圳制定规划，还要考虑对全国可能有某种引领作用。当下是要确认深圳哪方面比全国现有平均水平要明显好一些，特别是在此时新的形势下，国际关系出现一些新的状况，我们现在强调内循环、双循环，在这个语境下，换个角度来看，恰恰是体现深圳代表的“改革开放”具有重大价值的时候，因为整个情况变化，有一些趋势和原来的方向不一样，这个时候更凸显了深圳的某些价值。在新形势下，深圳的示范意义，可能与原来有些不一样，但最重要的，还是“改革开放”这个主题，只是需要对“改革”和“开放”做出一些新的诠释和解读。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体现“对内开放，对外改革”。
原来讲“改革开放”，主要是说“对外开放”，对内是“改革”，最早也叫“对内搞活”，而现在很需要“对内开放”，对外是要“改革”，要有一些改变。
近来高层提出“内循环”，我觉得是否“循环”得好，很大程度要看内部开不开放。深圳经常被说成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其实深圳当年更实质的突破是内部的“开放”——是内部打破各种壁垒、各种障碍——当时全国其他的地方，旧体制下，很多事根本不可能办，就算办也是很难，沟沟坎坎磕磕碰碰，而在深圳就可以很简化地办下来。当下形势，是深圳又一次突显这方面特点的时候，在内部开放方面，深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我们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要有一种“自觉性”——“对内开放”是深圳对全国具有示范性的一个亮点，在做“十四五”规划中，这方面可以有一些考虑。
现在社会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各方面伴随着所谓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又产生了很多新的壁垒，包括越来越多的“规定”，各种条条框框，甚至不亚于原来的限制——当初冲破旧了障碍，又逐渐生成很多新的障碍——比如人才政策，本来是朝着“放”的方向建构的，但如今变成了另一种“限”，就拿刚才发言的汤敏来说，若按照现在任何“人才政策”的标准，他什么都评不上，可是他在我们毕业的校友中是公认的最优秀人才之一，但是按照现有官式标准，绝对轮不到他，那些评审要求，他什么都缺。
所以说在过去的“发展”中，社会内部又造成了很多新的“不开放”的问题，它存在于产业、行政、阶层、教育、传媒、健康、社保、社团等各方面，包括我们百人会一直推动的“信息公开”的工作，其实就是“信息开放”的问题，所以“对内开放”非常重要，包括如何打破四十年发展过程中形成新障碍。
早就有研究指出，我们社会是个“围墙社会”，人们一不小心就“修墙”，一不小心就“关门”，比如一栋楼，五个门可能关四个，只留一个，一个小区，几个门，一定要关几个……尤其是近来由于疫情等因素，这方面情况更加明显，因此更需要关注这种“内部开放”的必要性，否则我们内循环很难做到。原来我们因为有庞大的外循环，对外开放非常强势，一定程度上弥补和掩盖了内部障碍造成的不足，现在如果外部循环减弱了，主要靠内循环，那么内部障碍的问题，或者说“内部开放”的必要性，会更凸显出来。
另一方面，对外，是需要“改革”，是需要“改变”的问题，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国际观、世界观、全球观，包括文明与文明之间、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到底靠什么安身立命，是不是简单的“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现在很多研究表明，清末几场重要的战争，根本不是我们的大刀长矛对外敌的洋枪洋炮，实际上反而是我们是洋枪巨炮，对方是刺刀步枪，结果我们都败了……这些历史，对我们是很大的警醒，因此应该借现在社会经济综合几方面需要转型的契机，体现深圳所代表的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国外和国际关系的理解的特点。
其实不仅是深圳，广义的说是广东、珠三角、岭南，对外方面一直与内陆不同。明清时代民间就有出洋打工创业者，早就有类似“三来一补”的产业，民间对海外一直是了解的，但问题是官员对外很不熟悉，到清朝林则徐是最开明的官员，居然还认为英国人腿不能打弯、像筷子一样走路的时候，其实民间的那些商人已经对世界市场、国际金融早有所知并参与其中，但当时大清帝国中央的决策机构居然不知道世界的西边有欧洲这么大一个全新社会，这是因为我们社会内部的信息不开放，内部官民之间信息不开放，所以，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可以有新的含义，对外的态度要“改革”，对内要促进“开放”。
“对内开放”的概念不是我首创，前两年智库百人会的理事演讲中，就有智者讲到类似话题，我想说的是在当下要特别关注这个议题，尤其是从今往后一段时间，要专门强调，因为虽然不是全新话题，但之前仅限于在智者圈子内讨论，社会上还没关注这个话题。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规划中，特别是一些分领域规划中，比如产业、城轨、交通、传媒、文艺、教育、医疗、社保等等，能不能体现出在这方面，比如未来五年，哪些领域“能放开”，哪些原来规定限制的东西“取消了”，哪些障碍“消除了”……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化中的“规范化”和“内部开放”本来并不矛盾，但是我们原来有些片面的理解，原来一说“规范”就是制定一些条条框框，总是限制性的，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规范化是“有规则”，但好的规范要有多种不同的选择，现在有一个误区，一说“规范化”，就似乎只用一种标准衡量，比如刚才说“人才”，往往都是一类标准，像硕士、博士、发论文、成果之类的，这就变成障碍了。规范本身不是问题，但是应该有五种、十种不同可能性，这就是叫“开放”。我们需要不断反思和探索如何打破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和积累的某些“封闭性”——实际上就是一些缺少多样性、过于单一的规范——动态地不断推动“对内开放”，比如在规划中对同一事项可增加几种选择性，增加不同情况的考量，等等，每个领域都有意留有开放的空间，有很多留白，留给人们自发、自主的调整或创新，留给未来，留给未知，而不是把什么都填满，这样的规划，就体现了新的“改革开放”。
深圳市南山科技事务所、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智者王艳梅——
做可持续、有竞争力的未来产业发展
感谢有机会跟智者一起讨论“十四五”，我们一直在做产业研究，因为生物医药产业我去了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成都等地调研，同样因为IC集成电路产业，我又去了南京和合肥，今天上午还去了国微电子和中兴通讯看微电子，看完了以后，我的危机感非常强，深圳过去的发展是靠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以及是一群不甘寂寞想干事的人创造的深圳移民文化，未来的产业发展光靠这些是不是还能可持续，我们该怎么做才能保持竞争力，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深圳高科技产业很多，刚刚张克科主席也讲，他重点关注5G和集成电路，我们也认为深圳集成电路在全国最早起步，优势已经弱化，如果从全产业链来看优势已经没有了。在南京的江北新区，短短几年时间，集成电产业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再看合肥，由于十几年坚定不移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政府部门、国有企业、资本及各类资源都重点投入到集成电路产业中，已经形成从设计、封测、制造、应用、材料和设备完整的产业链条，未来会成为中国集成电路的重要基地。与长三角城市的发展思路相比，深圳在任何产业方向上都没有集中精力。说深圳没选择重点产业深圳觉得冤枉，因为深圳一直提出发展七大战兴产业和五大未来产业，十个区都在积极布局，由于产业分工不够明确，十个区很难做到差异化和错位发展，有限的产业和企业资源在区域区之间形成竞争，很难形成合力，“十四五”期间深圳能不能提出几个重点打造的产业，形成区域分工，就像上海张江一样，只发展生物医药和集成电路。在过去高度市场化能力基础上，这样逻辑的深圳竞争力会不会被强化？为此，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深圳未来选择重点发展的产业。如果要选择产业就必须有顶层设计，集中精力投放资源，不能像现在这样做，我们每个产业都均衡发展，最后每个产业都没发展起来，每个产业生态都没有构建完整，小企业都被人挖走，大企业只盯总部，长此下去深圳未来产业的竞争力会弱化。未来深圳如果想发展生物医药，旗帜鲜明、从上到下一条心、一条线来推动。如果想发展集成电路，趁我们现在产业基础条件好，我们有设计、封测、制造、应用、分销，我们就站在全市的角度旗帜鲜明的做，设计端我们已经达到千亿产业规模，再依托超级完整的IT产业链，集成电路各个环节都有可能成为千亿，这样的集成电路产业就是有N个千亿小集群所构成的大产业集群。同时，让每个区重点打造1-2个产业，避免资源的重复配置，分工协作，差异化发展，不能在像现在这样，十个区几乎都在发展生物医药。
第二，盘活存量创新资源，促进增量。深圳过去四十年发展中，我们已经有2000个各类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这些资源花了深圳巨额资金，这些钱花完以后，这些平台是不是还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没发挥，“十四五”是不是转一些思路，喜新不厌旧的发展模式，把原有的平台盘活，让她们成为产业重要的支撑，让深圳投入的这部分钱可以有产出的过程。深圳现在大创新资源有南山的科教城、光明大科学装置、龙岗的国际大学城、鹏城实验室、深圳湾实验室等都是巨额的投资，如果只有研究没有产业化，上面看着非常灿烂，下面看着荒芜人烟，这是投入和产出严重不匹配的情况，长久下去又会开始分散、各自为政。所以“十四五”期间激活这些创新资源发挥其作用已经成为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三，空间配置需要统筹和协同。深圳在2018年提出工业区块线管理办法，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保证工业的红线安全是不是落实到位。刚刚专家讲国企，国企发挥的作用和我们不一样，国企并不是完全驱利，非趋利职能要远远超过驱利的职能，深圳走到今天，资源及其有限，国企能不能换一点思路，帮我深圳留下产业空间，不仅靠飞地经济。空间配置深圳能不能做合理的分工？我们有一家药企，在三个区都有工业园，有限的资源在三个区进行分配，增加了企业的综合成本。一个集成电路也好，生物医药也好，产业前景是好，十个区都在布局推动，很难在空间上形成集聚发展或者微集聚发展态势，如此分散很难进行公共资源的配置。像集成电路制造和生物医药有都涉及环保问题，环保又是一票否决，目前还没有哪个区可以解决，也没有哪个机构站出来解决，解决不了环保产业就不能发展，这样的问题国企是不是可以发挥作用，帮助政府解决环保设施，通过非趋利的方式，帮助这类企业，否则深圳不可能有大的产业腾飞，当然如果这样做，还需要解决国企机制和体制创新和容错机制的问题。
第四，高度重视中小企业。今天去国微电子，前几年是5亿左右，去年10.5亿，今年能做到15亿，是纯军工的IC企业，他们挤在三层楼空间中，100多元的租金，像我这样的企业是不符合深圳给地标准的，如果深圳重视他们，别的城市就会把他们挖走。我们在疫情复工调研企业时，很多企业员工在企业干三年五年刚发挥作用成为骨干的时候，就是因为房子的问题和教育的问题，基本上拖家带口去了上海和北京。深圳要重视深圳不能只是注重引人，“十四五”关键是要把引进的人才留下来，留住这些人，产业才有机会。产-才和企-才结合，这个才不是指财产是指人才，两个融合起来产业才能发展。我们研究2010年之后注册的企业中，有名的企业已经不多，这些企业虽然还没有形成之前企业的影响力，缺失外地招商引资盯着的香饽饽。我们几千万到1个亿和1个亿到5个亿的企业，418家上市公司的光环下成为“灯下黑”，在深圳拿不到产业用房，如果政府不给予这个企业群体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深圳上半年328万家商事主体，也只是表面的光鲜，是不会有长足发展的。这是我的建议，不一定对，供参考。
南山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智者敖建南——
新规划力发展，好规划立民生
今天的深圳“十四五”规划应跟以前有所不同，首先表现在时点上，国家已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深圳又肩负起了“先行示范”的使命，”双区驱动”驱动之下，深圳的十四五规划可见战略发展与谋划已非同昔比，加上当下的“世界抗疫”及国际环境大变局的状况下，深圳如何紧随党中央的总战略，总布暑之下，科学规划好深圳发展的十四五的路线图，的确是全市上上下下行行业业众所关心、关注的，作为市民也借此机会从底层视角，提出较关注的方面。
一、 深圳的未来交通发展：
深圳已是有2000多万各类人口的城市，其人口密度也为一线城市之首，面积是小城市，人口堪比大城市，尽管市各类交通包括公交发展、地铁增线、私家车限牌、慢行系统补充，但城市里特别高峰时段仍让市民抱怨，如小汽车牌、动态控制，但静下来的车辆又没地方停，停在各类干道上阻塞交通又遭处罚，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市民停车位缺口约100万个，如何从根本上、动态上、政策调节解决，建议充分考虑，深圳市民是来源于全国各地，深圳车牌摇不到就买家乡牌上，但外地牌上路限时段，哪在要找地方停而且可能停的时间长，所以现在有很大一部份车停放固化在小区、在停车场，流动的小车回来只能停在路上了，尽管地铁发展、公交分担，但车辆的静态停放已是不可廻避的问题，疫情期间各路段已是着点，车辆的静态停放应是规划考虑的。
二、 教育资源均衡化：
“来了就是深圳人”，但来了能否就近上得了学校，上得了公办学校，能否读得了高中，这都是所有来了就是深圳人考虑的亊情，甚至作为年青人追梦深圳这个群体特别考虑的重要方面，深圳的高中普及率之低，显然与一个科技之城不配不符。另外，学前教育能否有条件纳入义务教育也是深圳的福利所在，毕竟年青人来深打拚就业创业起步经济承担有限，租房、成家、育幼负担之重之忧。建议在学校、幼儿园建设上多作规划考虑，多做配套均衡规划，特别在城市“棚旧改”中做好配建，在师资上做好均衡配制，也可制定政府向民办购买学位攺为向民办购买优质教师岗位政策，让好的老师也可到民办学校老任教。
三、 好的医疗资源构建：
深圳的医疗资源同教育一样，是短板，需要在十四五规划由其重视，分布和各专门类要均匀布局，避免过度集中在主城区内，如儿童医院、心血管医院及慢性病专科门珍等，社康中心应在科门类增加，仪检等升级为次医院级布局社区，市政府应特别政策广纳医学界学科带头人，十四五期间建议扩建多个全国仍至国外知名教学医院来深落地。“三名工程”应出台特别政策，以确保深圳特殊人才的引进，确保深圳市民小病不走远，大病不出市。
四、 深圳国企应出外布局：
深圳国企应在“内循环”战略上，领衔出外布局，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边银角及邻深片区，引领深圳向周边梯阶及产业协调外溢，科研服务、生产制造、供给消费链条外延，同时起到深圳人口和一般性产业过渡集中及占有有限空间资源，在重要领试发挥国企主力的同时，深圳政府要特别避免政府项目唯国企包揽现象，否则深圳市场经济的活力将受到影响，行政化下的国企通病得不到根治，国进民退让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中的另一些主体失去了生命力，这也与深圳改革开放多元主体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初心不符，国企是国之大厦的框架与栋梁，民企也是栋梁的支撑重要主体之一。十四五规划要特别注重强调及肯定民企的地位和作用。
逸马集团产教融合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连锁经营研究所研究员李学农——
关于产教研深度融合促进深圳现代服务产业发展的建议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企业，我自己也在大学、研究机构工作过，现在企业工作，做产教融合方面的工作。
就深圳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怎么样能对深圳经济起到作用，我想在此提出一些建议和探讨，深圳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现在起的作用，宏观上促进规划、行业整合做得比较好，包括深圳的高等教育，现在我们深圳引进了很多高起点的大学，另外也有很多高起点的研究机构。
如何对微观上促进深圳生产力的发展，产教研融合是一直在做的事情，深圳产业的优势是什么？高科技、金融、上市公司，高大上的企业是深圳的优势，实际上推动深圳经济向前发展有重大的优势，但是深圳也有很多中小型的企业、市场化的企业，深圳是全国市场化做的最好的经济地区之一，这些中小企业，可能很多企业依靠市场化野蛮生长，但是现在缺板的是这些企业，缺乏特别的关注，正确的引导。
今天我们谈到的是，深圳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如何能促进、帮助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我们今后的规划中应该是重大的课题。深圳的国际化水平很高，引进了很多国际化的大学，全球性的引进人才，深圳各大学的专业也设置得相对比较先进，这是他的优势；就现在来说有它的短板，教育与研究对应的高科技企业的针对点比较多，但是对深圳的中小企业、深圳的细分产业，他的对应点并不是很确切，对产业还是有些脱节，包括我们现在的研究机构也是，人才很多，视角很敏锐，深圳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世界经济的前沿，研究的课题很多，这是优势，但对中小企业还是缺乏一些更大的，在更高层次的引导和规划。希望深圳的中小企业需求反映到研究机构，研究机构了解到中小企业的需求，把握深圳大规模制造业或是现代服务业产业的脉搏，深圳的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对高端产业、制造业也比较关注，深圳在搞高科技也在搞制造业，除了高科技以外，现在对大量的普通制造业，是不是有产教研融合的点？中国的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根据现在大的形势我们也在感觉到，春江水暖鸭先知，做企业最能感受到社会经济的脉搏，现在的内生循环，现代服务业在将来经济占比会高，深圳在关注引以自豪的高科技，现代服务业会不会发展？就我们现在的感觉，这个比例在不断的增加。
现在的深圳的大学，包括很多理科性的大学，从研究化在走向招普通的学生、四年制的学生，很大一部分的学生在学商科、服务业的行业，并不是完全在理科专业。大学的商科、大学的专业怎么样能适应现代服务业。现在的就业人口逐渐转到服务业，商科的教育怎么样适应服务业，我们怎么样和企业互动，我们共同来规划大学的财经商贸类教育。
我们所说的现代服务业，是包括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为主的以大数据科技为内涵的新型商业模式，现代服务业需要科技的支持，这个已经不是为服务业培养一些简单的人才，包括研究机构，服务业背后的大数据、金融、供应链、区块链，包括科技技术、传媒技术、AI和智慧技术，都需要研究院和大学的支持。
我们应该根据深圳的产业特点，除了引以自豪的高科技企业，我们还有关联国计民生的现代服务产业，需要创新转型的制造业。大学、企业、研究机构要相互参与，让企业家走入大学、走入研究院，研究院和我们的大学再走入产业、企业，建立多种产教研融合的交流研究创新平台，促进深度产教融合。这些是我们要重点发展的方向，也是对今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
古村之友发起人、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智者汤敏——
一座城市基业常青的文明密码，以善立市，扬善于民
我在北大学的是人文地理，做城乡规划咨询的，后来从事古村落保护公益事业，深深感受到“善”的魅力。对于一座城市的发展，善业可以称之为百业之基，一个地区“善”形不成，很多的价值取向、协同发展会埋下很多的隐患。
基业常青还是二世而亡？人想活长生不老，对于一座城市、对于一个家族、对于一个企业，其实我们要去思考基业常青的事情，而不是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我在保护古村落的时候找到了基业常青的密码，古村落是中国传承至今最久远的形态，一个活着的心态，一个古村落几百年、上千年经历风风雨雨还能基业常青，这里面有着它的智慧，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财富传家不足三代，诗书传家不足五代，以德传家十代以上，如果没有长时间跨度的沉淀很难得出这样的智慧。
这是以商立市、以技立市、以善立市的进化过程。深圳发展40年也就是两代人的事，我们怎么继续往后走？实际上是我们要布的局，诗书传家是最大的陷阱，认为别输在起跑线上，让我们具备非常强大的科技能力、非常强大的武装能力、非常强大的竞争力，极具有抢占地盘的能力，我们认为这是获得基业常青的根本，其实不是，好斗就是埋下被别人斗死的火种。以善立市积善余庆、忠义参天。这是我看到但凡传承两百年到三百年以上古村落里都共有的价值观。
深圳四十年，全国几十年，我的理解，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做了一件放利于民的事情，从只有政府才能做生意，到可以让企业家做生意，企业家做生意是精，脑子好使、勤奋、懂得规则，怎么让公民皆可做生意？地摊经济就行。同样的对于善业，什么时候从只有有钱的企业家有条件做慈善到公民皆可办善业，善基就种下了，这一步还是巨大的苦楚。怎么让普通人想办善业随时可以办起来？现在是非常难的。
精英生活在自己的时代，都是有家国担当、都是有抱负的，范仲淹是我在我们这个行当里首推作为中华善祖的，行善的祖师爷，各行各业都有祖师爷，打铁的、杀猪的都有祖师爷，然而慈善却没有祖师爷，没有祖师爷这个事儿听起来是没有精神力量的。
为什么把范仲淹列为祖师爷，不是因为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是因为他是军事家、政治家，而是因为范仲淹首开范氏义庄，中国在范仲淹前范蠡、吕不韦都捐钱，而范仲淹建立了公民善业，让每个地方的士绅建立自己的义庄，义庄滋养这个地方，扶危济困、培养人才。他们家族的人并没有因为做善事衰弱了，而是大大增加了，形成了良善家族传承的人才，从北宋到清末持续了一千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范仲淹是做了社会的良医，他开创的范氏义庄，经过几代政府的更迭，依然保持繁荣，这个时代应该让善业回到全民时代。
无锡荡口古镇的华氏义庄，这个人是钱穆，他不姓华，钱穆从别的地方搬到华家求学，造就了一代国学大师，如果没有底层的社会善业机制我们会缺失非常多的东西。
当下人人皆办善业的障碍与机遇，基金会有200万的门槛，民非多重管理，我的理解里，要像地摊经济一样，让人们都可以来兴办善业，我们三五个人要做善事，我们组成一个组织，甚至都不要钱，收一点钱，我们连接起来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我们去办善事，同时加强我们之间的信任，形成社会合作。这个时候放大了基层社会善业的洪流。
余凌曲老师讲的德才，中国典型是德才不配的发展逻辑，我们刚才说深圳金融是全中国最厉害的，全国有各种博物馆，有剪子博物馆、刀博物馆、伞博物馆，就是没法给善留下立锥之地，深圳钱是赚的最多的，但在行善方面更多的是以活动吹捧活动，就是一种形式化扬善。
过去把慈善理解为商业的附庸，善业和商业是两个并行的，两个同等重要的，要像准入企业一样准入善业，优化营商环境，为什么不优化扬善环境？像鼓励企业一样鼓励善业，像优化营商环境一样优化扬善环境。
深圳善业要谦虚，深圳做了太多愿意让人看见的善事，善欲人见不为真善，这是深圳干的。我之所以爱上这项事业，是被民信深深感染，他们善良、团结。他们善良、团结成了他们的文明密码，潮汕人跑到深圳经商做生意赚了钱，回到老家发展善业；比如梅州，村村自发办善业，这里是有门道的，每个村自己办善业，一个主体不够两个主体，两个主体不够三个主体，越办越红火，释放了他们底层自发的逻辑。
善业繁荣之后是政治、经济、社会再上台阶，政治上毫无疑问，人心向善，人人争做尧舜，社会治理的成本降低、社会善治局面形成。人心互信、减少交易成本、增加社会资源流通合作、孵化经济内循环。扬善隐恶非扬善惩恶，以善化恶，社会大同。以前说打倒黑社会，有些黑社会是要打倒，用善化解会少了很多的成本，形成良性循环。
我和我的团队做的三个板块主要是留善根，为什么要保护古村和文物，它们是善根，他们能传承几百年，就是善的力量让它留下来的。扬善魂，孵化新乡贤，支持善博物馆建设，织善网，开发爱乡宝、爱校宝、善联网平台。
人心向利和人心向善，市场经济激发了人心向利的红利，再往下走激发人心，人心是向善的，我发现人心向善的魅力，后面是放善于民，公民善意和扬善。现在这个障碍太严肃了。
一座城市基业常青的文明密码，这副对联是我在村里看到的：日望长途莫待身疲方驻足，现成美德凡逢积德永乐施，善业立基。中间挂了祖师爷的图像。善业这条短腿补出来是指数级的增加，像现在我们可以造出各种零部件，但是我们造不出芯片，这个是人心的芯片，是百业之基。
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智者潘德芬——
十四五交通规划，愿深圳从小事做起
一般的十四五交通规划都是说大的宏观层面的规划，大型枢纽规划，综合交通体系规划，高科技在交通中的应用等等，当然，这些宏观规划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我想说深圳应该有点不一样，来深圳以后，我觉得对于深圳的政府有一个特别好的印象，就是做事特别实在。所以我希望我们深圳的十四五规划也走一惯实在的路线，更多的做一些民生实事。
怎么样可以更加实在一点呢？既然是民生实事，是不是要多了解一下市民的感受？深圳目前的交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希望我们不是通过漂亮的数据，宏伟的规划来说明，而是每一位市民的感受。现在的深圳交通于我而言包括公交以及步行等绿色出行的体验感都较差，也许我们一个个体的感受对于整体规划而言很轻，甚至无关紧要，但千千万万的个体有这样的感受，就很有问题了。因为每一个人交通感受影响了他的交通选择，最后影响了整个深圳的交通出行方式。看起来这些交通问题都是小问题，但每有几个小问题就会影响一个人做出开车出行的选择，所有的这些无数的小问题加起来就变成了深圳目前交通很大的问题:小汽车出行比例过高。这个出行比例过高，导致了交通拥堵，建多少路都不够用，每天的交通拥堵，大量的人浪费大量的时间，已经成为深圳发展的巨大障碍。中国交通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内每年因拥堵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5%-8%，深圳是拥堵严重的城市，损失占比会更高。正是无数的小问题导致大多数人想选择小汽车出行，而要让多数人愿意选择绿色出行的根源就是解决这些无数的小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看似很小，解决一个小问题容易，解决无数小问题却是一个大难题。比如路面坑坑洼洼这个小问题，改善一条路容易，改善所有路，持续保持路面损伤及时修复是个大难题。它涉及的可能是一整套保障机制，从如何及时发现一个小坑，由谁上报，谁维修，谁监督，谁鉴定修复效果等等……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每一个小问题都不仅仅是小问题，它是真正的民生实事。相比于街道装了几个高科技的5G摄像头，市民更愿意先做到每天出行有舒适的步行环境。而我们的十四五规划，是不是可以更多地考虑如何从整体上制定一些系统政策、机制、标准或方案来解决这些小问题。
我们想要建国际一流的城市，一流的城市需要有一流的交通支撑。一流的交通不是我们的小汽车开的有多舒适，而是连市长都喜欢选择公交出行或自行车出行。我想说我们深圳的十四五规划，可不可以定一个小目标？五年以后让我们的深圳市长，让我们的政府人员百分之八九十可以喜欢（而不是被迫选择）公交出行或自行车、步行出行。到那一天我们不用整天呼吁大家绿色出行，大多数人在考虑了一系列小问题后自己选择绿色出行。
□总结发言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马洪基金会理事唐杰——
目前深圳最重要的是人口问题
一、湾区的问题不仅在于本身的建设，而在于构建合适、合理的层级关系。
今天大家提了很多大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大家虽然没有直接说，在我看来，大家描述的问题背后其实都是深圳的人口问题。深圳的人口是否还能继续集聚？2000平方公里能否聚集这么多人口？假如人口不能再继续集聚，什么样的产业应该出去？按照有些人的观点，深圳所有的产业都应该要保留，那么人口是不是要到2200、2300万才好呢？这是一个误区。
政府过去二十年一直致力于一件事，即严格控制城市人口。我们早就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了，在一个开放的城市中，严格控制人口是个悖论。在空间结构概念下，一个开放的城市必然是有进有出的。敖老师刚才说到了这个问题，要仔细研判深圳和周边城市的关系，考虑未来哪些产业是要离开深圳的。刚才敖老师说国内某些二、三线城市像是非洲，如果深圳人口少一半就好比是欧洲，再少2/3，就好比是欧洲最好的地方。所以深圳问题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人口太密集。那么为什么深圳这么密集呢？这是因为周边城市发展得像非洲的比较多，如果周边城市的发展水平不断向深圳水平靠近，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聚到北京、深圳呢？这背后的道理就是：深圳是要连出去的。大家聚集到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求医上学。从全世界来看，医院、学校并不是高度集中在大城市的。在未来，湾区的医院、学校将会越办越多，而湾区的问题就不是不要办学校、不是不要办医院，而是要不要形成这么悬殊的差别？深圳高度密集下所面临的医疗、教育问题，其背后的主要问题就是差别悬殊。目前来看，深圳和周边地区差别悬殊，深圳和广州有悬殊，广州和北京有悬殊，形成了一层一层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的密集。
假如说，深圳不仅将交通连出去，将公共服务也连出去结果会是如何呢？如果深圳有十个三甲医院，周边又有十个三甲医院，深圳人还会都集中到深圳看病吗？深圳现在的医疗水平还不算高，医院就已经很紧张了，倘若水平高的话医院应该会更紧张。因此，我们要打开深圳这个城市，要能连出去、接出去，和周边城市分享、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成果。
二、要防止产业过度集中、产业出现偏差
深圳需要解决未来人口的规划。现在深圳把人口聚集当成经济活力，这意味着深圳的房价会更高，资源会更短缺。设想一下，为什么不能把人口质量当成一个标志呢？把人口质量当成一个标志的含义是中低端产业会迁移出去，城市的结构会发生变化。当深圳的城市结构发生变化，产业就会发生变化，这可能是“十四五”期间深圳面临的一些重大选择。
我们面临另外一个选择是产业选择，要防止出现产业过度集中、产业出现偏差现象。假如说我们过度偏重于航运、金融，深圳可能面临和香港一样局面。
克科老师讲的很好，深圳四十年走过来，不能再保持着标准的工业化思维。深圳人均GDP到三万美元以后，服务业就不再局限于教育服务业。软件、数据传输等高密度创新的行业也都是服务业的范畴，都是高密度创新的行业。就像余所长讲的，金融科技就是大量的数据传输，数据产业是物质的，传的是物质，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复杂，深圳能走到今天，没有大数据，产业都走不过。在王博士的分享中，现在的交通指挥是无人机、天上、地下的组合就是最好的证明。
三、深圳要提高幸福发展观念
四十年间，深圳奇迹就是不断转型的过程。于老师是做社会学的，发掘深圳社会学现象和深圳的经济增长是很重要的，深圳的社会网络是深圳创新的根本。内地为什么不能创新？因为他们缺乏这样的网络状态，我们历来的规划，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找到破解人口之道。人口还在高度的聚集中，有限的土地无法承载，深圳的人口密度排在全球前列，能排在深圳前面的城市是孟买，孟买承载人口多但居住面积有限，所以1/3孟买人口是居住在贫民窟。
外地人员绝对不是不能来深圳，低端人口也不是都要轰出深圳。网上说上海变得很无趣，和北京一样，各种生活服务人员都被驱逐了，虽然深圳很拥挤但是深圳还没到这个程度，在白石洲附近的炒瓜子跟在天津能买到的味道、价格差不多，为什么这样？其中就有津逵同志不断的倡导的深圳农民房、非法建筑用房的贡献，我们是否要让这样的房子不再继续蔓延？显然也是个矛盾。我们要列出若干重大的矛盾，抓主要矛盾，哪些是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围绕着一定的角度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层级会看出不同的问题，有哪些我们在百人会的组织下可以分层级的看出更多的问题。抓住核心的问题，督促政府解决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