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面对全球新冠疫情，人们按下社交活动的暂停键，而经济活动也放慢了脚步。近期，世贸组织发布年度《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将缩水13%至32%。
疫情带来经济影响，成为许多人关心的话题，其对经济的冲击有多大？是否会因疫情持续，出现“逆全球化”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就此话题，中国财富对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巴曙松进行了专访。
中国财富：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处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您认为此次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危机与以往有何不同？全球经济受到的冲击有多大？
巴曙松：过去四个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00万人，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全球性流行疾病。由于新冠疫情潜伏期长、传染性高，目前尚未研发出针对疫情的特效疗法和疫苗，各国在疫情防控时主要采取封闭城市、交通，减少人口流动、生产、娱乐活动等方式进行物理隔离，疫情防控使得各国国内的社会生产减缓甚至局部停滞。同时，各国的封锁政策使得全球贸易往来快速萎缩，有人将本次疫情与美国历史上的“大衰退”并列称为“大封锁”，这使得过去三十年，建立在全球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严重冲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受新冠疫情将拖累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比三个月前的预测值低6.3个百分点；在IMF的189个成员中，将有170多个国家出现人均收入负增长，这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全球经济面临的最严重的衰退。
从以前历史上看，疫情结束后，生产消费活动会逐渐恢复，经济会迎来复苏并呈明显回升趋势，但新冠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冲击并不仅限于短期的经济增速下滑，更重要的是会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微妙时刻带来转折性的影响，例如疫情使得当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尾部风险暴露，在应对疫情时，由于本国制造业产能限制，欧美国家大量从中国进口口罩、呼吸机等医疗器材，各国开始重新反思本土产业链在涉及民生领域的安全问题及本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
中国财富：现在很多人在讨论，疫情会不会成为全球化的转折点，世界从此开始走上“去全球化”的道路？主要经济体会不会从开放走向封闭，从合作走向分离？
巴曙松：减少国际航班的防控措施，人流、物流的中断使得国际贸易体系严重受损。3月份以来，反映国际贸易的领先指标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大幅回落。更为突出的矛盾是，由于国际贸易流通受限，原本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变得碎片化，一些依赖跨国供应链的企业生产面临阶段性的供应中断，而不得不对原有产业链条进行重构。
在需求侧，部分发达国家开始思考，涉及关键民生领域的产业链是否要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在供给侧，局部出现了民粹主义抬头的风险，加快本国制造业回流。这些变化，使得人们开始担心，疫情之后国际社会是否会进入更长周期的“去全球化”或者说“逆全球化”的阶段。
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和调整，甚至有可能出现局部的逆全球化，但是主要经济体并不会就此走向分离或者封闭，相反，由于当前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复杂程度显著提高，几乎没有单一国家可以脱离全球市场独立存在，更可能的是全球化进程的调整与分化。
以汽车产业链为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市场，汽车零部件达到全球市场份额的80%，但主要是低端零部件生产，在发动机等高端零部件领域中国依然高度依赖进口，中国长安汽车供应链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供应商，其中3000多个零部件都在海外生产和制造，在脱离全球产业链的情况下难以健康高效运作。
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全球化协同的重要性也十分突出，中国为全球100多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包括医用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等在内的物资援助，也是全球产业链高效运作的一种体现。
疫情在全球的传播，在短期内确实产生了有利于逆全球化的力量，特别是应对疫情所需要采取的封闭和隔离政策，与逆全球化的许多诉求看起来似乎一致。但是，要成功应对疫情，需要全球的共同合作；疫情平息后，这种因为隔离和管制导致的逆全球化的力量应当会有所缓和。
中国财富：逆全球化将给全球治理和世界经济发展可能造成什么后果，逆全球化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巴曙松：逆全球化的过程中，少数发达国家减少与外部经济体的互联互通、退出现有的国际治理秩序、放弃履行国际责任等做法，会对现有的国际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具体来说，在经济层面可能会造成全球经济效益的降低，提升全球供应链运行成本，加大全球通胀压力。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对应对与日本贸易失衡的过程中，采取了大规模的贸易保护政策，导致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遭受严重打击，拖累经济增长；2016年以来，逆全球化思潮升温对贸易活动产生抑制，也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实际上，在逆全球化过程中，没有某个国家或地区会是完全受益国，反之亦然。制造业岗位的部分回流，可能会给部分地区、群体带来短期利益，但全球产业链的破坏却会使得该地区企业的总体盈利受到明显的负面冲击。具体来看，2019年，标普500公司中海外收入占比超过50%的企业利润增速大幅下滑，并进一步向美国国内蔓延，导致自2019年三季度开始，本土收入占比较高的美国企业利润增速也跟随下滑。
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的选择，在于一个国家，或者国家内部的某个群体参与全球化所付出的成本和收益比较与权衡，当成本大于收益时，逆全球化思潮就会兴起。基于国内再平衡的需要，美国有可能会继续推动逆全球化的进程，短期内这一格局难以显著改变，借助疫情的影响，逆全球化思潮甚至会进一步扩散，对当前的全球化格局形成扰动。
在一部分国家和群体反对全球化的同时，依然有许多国家需要依赖全球化的社会大分工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发展；反对全球化的国家也并不是要退出当前的全球经济体系，而是希望能够通过规则的改变为本国发展争取更多利益，缓和前一阶段全球化中积累的矛盾。
中国财富：应对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严重冲击，我们要如何应对？
巴曙松：我们需要充分梳理并正确把握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发挥自身内需市场巨大、产业链完整等优势，客观评估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定位，适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趋势，并继续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
首先，我们要积极发挥内需市场巨大、产业门类齐全、与全球产业链保持良好融合的优势，防止当前局部的逆全球化演变成“去中国化”的全球化。客观评估中国在许多行业供应链布局，确实有一部分需要依托欧美市场，但是也有不少对中国来说很重要的行业的供应链，例如电子行业，在亚洲范围内，通过强化与日本、韩国等的合作，就可以保持供应链的完整；通过拓展与东南亚的合作，就可以平稳实现中国的供应链重新布局与效率提升；通过扩大内需市场，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在更早控制疫情的中国市场布局。
在当前这种动荡的国际格局下，我们既看到有人试图推动“去中国化”，推动与中国的脱钩，但是也同样看到，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积极开拓中国市场，在推动“去中国”化，形成“到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去积极开拓新的业务机会”的趋势。
从增加值贸易情况看，疫情对我国不同行业的冲击有所差异。对于不同的行业，需要进行客观的政策评估，针对性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保持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完整，在深化全球合作的同时，有效通过产业升级提升本国供给能力。
从地理纬度看，全球产业链的分工正趋向于区域化，2020年一季度，东盟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值占贸易总值的15.1%，这说明在新冠疫情的“压力测试”下，中国为重要核心之一的东亚供应链表现得十分稳定。因此，在原来的全球化路径出现阶段性波动、而区域一体化加强的环境下，我们要更加充分评估不同产业链的不同地理融合程度，并针对不同行业作出政策布局。例如，计算机电子光学行业，我国与日本、韩国等的产业链联系极为紧密；机械和医疗、化工、动力机械、专业机械、通用机械、公路车辆、其他运输设备等领域与德国、美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对于一些与逆全球化思潮国家紧密联系的产业链，需要提前准备应对措施。未来在参与全球化产业链分工时，可以朝着简单产业链全产业链化结合下游低附加值环节转出，较复杂产业链趋向区域化，极复杂产业链仍然延续全球化的方向进行积极推动与强化。
本文转自《中国财富网》，图片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