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论衡第17期
公民宪政讲坛21期
主题：中国改革的前景和方向
主讲：
张维迎（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刘剑文（北大法学院教授，北大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
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时间：2013年11月25日（周一）晚7：00—9：30
地点：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报告厅
张千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1期公民宪政论坛讲座。纯粹的法学讲座似乎很少这么人山人海，看来还是经济学家魅力更大。三中全会刚开过，大家都在谈改革，我们也不例外。我看了三中全会的《决定》关于经济改革、司法改革亮点颇多，所以我们很有幸今天请来三位经济学、法学家。政治改革没什么亮点，所以就没请政治学者（现场笑）。
第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北大光华学院教授张维迎老师，大家欢迎！你们知道维迎比知道我多得多，所以不用我介绍了。维迎很年轻，却是“元老”级改革派，是中国30年改革的亲历者，首倡“价格双轨制”，对经济改革做出了突出贡献。不过经济学家似乎有普遍转向法和宪政的趋势，认为纯粹经济改革似乎难以推进下去。我看维迎近年来也一直提倡宪政，这是为什么我们越走越近了（现场笑）。
没有政改，经济改革能否进行下去拭目以待，不过擦边球还是可以打打，这个擦边球就是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是这次三中全会很重要的方面。如果没有适当的财税、财政体制改革，很多改革包括农地流转改革都难以进行下去。在这方面我们也请来了一位著名法学家、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大法学院的刘剑文教授！剑文教授一直参与财税立法，提出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方案，我一直被他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感动（现场笑、掌声）。
第三位是知名法学家、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学者秦前红教授！他是我们这几个人中最年轻的。前红是我们宪法学界的名嘴，不仅有思想，口才也非常好，所以今天非常希望能听到他对中国法治和宪政状态的分析，以及三中全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下面就把时间留给第一位发言人张维迎教授，大家欢迎！张维迎：很高兴跟法学家一块讨论问题，这不是第一次，法学家讨论问题比较严谨，所以我准备了PPT。我讲一下“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前景”。首先我们对未来经济增长做个判断，两个方面：一是趋势性的，二是周期性的。从趋势性角度而言，中国经过了三个阶段高速成长后有一个趋势性的下降、下调，这个下调多少，大家普遍认可的是7%左右。这是不可避免的。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利用我们的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现在都在消失。从周期性角度来讲，特别是2009年之后，中国政府推行了非常强的经济刺激政策，2009年全世界增长都是零、负的，中国维持着9.2%的增长，但我们为这个增长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还没有付完，最大的代价还没有到来，这是我们下一步面临的问题，今年甚至去年、前年都已经出现了，但我们仍然用一种方式试图避免，我觉得这没有办法避免。所以从周期性角度和趋势性角度，未来一、两年内中国经济会有巨大的困难。
我喜欢引用哈耶克的一个比喻：一个国家如果用货币政策来维持增长，就像抓着老虎的尾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抓着老虎的尾巴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跟着老虎跑，累死了；另外一种是把老虎尾巴放开，老虎把你吃了。今年6月份可能是放开老虎的尾巴，差点吃掉了，大家知道出现“钱荒”，接着赶快又抓着老虎的尾巴。但这没有办法持续。下一步爆发问题可能在地方债务，地方债务估计有20多万亿，很多地方政府欠钱还不起，政府还不起就耍赖，这会影响到企业。很多企业给政府做项目，最后收不回来钱。这是从趋势和周期两个角度讲的，两方面的问题。。
更长远的经济会怎么样？我认为中国经济还有更大的潜力，最大的潜力是市场规模，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亚当·斯密在两百多年前就强调市场规模至关重要，市场规模带来分工，分工带来技术进步。但所有这些背后靠什么？靠企业家，不是靠政府官员，不是靠货币政策。但遗憾的是，很多人仍然将维持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政府投资。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那前面所讲的7%能否达到都是个问题。今天我们所有消费新产品、使用的新技术，全是企业家精神所开发出来的。
企业家做什么事？我总结了两个功能：一个是发现不均衡，二十创造不均衡。经济学里讲“均衡”是指所有资源都得到了最有效的利用，没有盈利机会了。但事实上现实不是这样的。企业家做的第一个事是发现不均衡，发现赚钱的机会，利用赚钱的机会，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有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这个机会就会减少利润机会，市场趋向平衡。企业家的第二个功能是打破均衡或者创造新的潜在均衡。比如大家使用电脑，电脑市场已经饱和了，靠这个赚不了钱，但苹果公司生产出了IPAD，这个东西就打破了原来的平衡，可以赚钱。打破平衡主要是靠创新。当然，这两个功能经常捆在一块。
以这样的角度来看，过去30年中国企业家做的是什么？主要是发现不均衡，或者说是“套利”。套利有三种方式：一种是跨市场的套利，比如你发现四川的橘子很便宜，北京很贵，从四川运到北京就赚钱，这类企业家是商人。第二种是跨时套利，预计明年、后年这样的东西会变得贵，现在开始生产，到时候赚钱。最典型套利的是在金融市场套利，金融套利行为类似于投机。大家选择学法学也是一种投机，预期以后可以找到好的工作，这种投机能否实现依赖于判断，我希望大家的判断是对的。第三种套利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的套利，比如很多人无所事事，但很多产品供不应求，这时候只要把无所事事的人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就可以赚钱。过去30年大致是这样的，比如投机倒把可以赚钱，乡镇企业可以赚钱。但这个空间现在变得越来越小了，传统产业大量饱和，现在生产什么都卖不出去了，因为市场饱和了，套利空间越来越小。当然过去也有创新，但只是模仿型的创新，也就是把外国的技术拿来在中国市场上发财。但模仿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后发优势慢慢在消失，所以中国下一步增长的关键是中国企业家能否从套利行为转向真正的创新。
创新是什么？是有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大部分人没看到，你说出来多少人不会同意，不会认同，但你能够把它变成市场可接受的产品或者服务，这时候你对经济的增长做出了贡献，自己从中也赚了钱。今天经济成长依靠的很多产品，30年前没有人想到。同样，未来30年后，国家经济成长的主要产业和行业现在大家都想不到，这就是企业家要想象的。40年前比尔·盖茨要制造软件，认为这个软件未来每个人都会用时，很少有人会想到它。甚至一百年前那个时代汽车已经有了，但汽车是富贵人家、有钱人使用的产品，没有人想到普通人应该用汽车，但亨利·福特想到普通人应该用汽车，所以创造了自动化装备线，生产了T型车。未来十年之后的经济增长点大部分人现在不知道，这就是我们需要企业家的原因。
那么企业家精神怎么能被开发出来？依赖于体制。目前而言我国体制上存在着很多障碍，大致障碍有两方面：第一是经济体制方面，第二是政治体制。就经济体制而言，一是国有部门太强大。国有部门的强大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尤其像中国这么大的国有部门，要创造一种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是不可能的。二是政府管的太多。哪些权利应该是老百姓的，哪些权力是政府的，即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