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透深层改革，预见未来方向——
改革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未来中国如何前行？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为什么谈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为什么我们的体制难改？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专家学者、大众舆论，众说纷纭。新一届政府不断发出改革的信号，对每个中国人的命运都有切身的意义。
周其仁教授曾亲身站在改革第一线，是推动农村改革、城市改革的前锋，他也因此成为政府、媒体和大众关注的改革焦点人物。2014年4月24日，天翼图书第33届管理论坛特别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周其仁教授携带他的新书《改革的逻辑》做客上海虹桥万豪酒店，系统地从产权改革、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各个方面，深入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和关键问题，同时对中国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来自全国范围内近500位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亲临现场，与周其仁教授一起共话改革的逻辑，共同成为了这场决定中国命运伟大改革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以下是周其仁教授演讲全文：
改革首先是有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改这么长时间？问题哪来的呢？是吴敬琏老师他那个选题，我们都去开那个会。吴老师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是1978年，当时就冒出个问题，计划经济在中国搞了几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53年开始，但是事实上受到大跃进冲击，1953年开始计划经济受到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冲击，真正上轨道是61年之后。到78年之后，满打满算，60年到78年不到20年，到现在已经30多年过去了。形成一个体制没花那么长时间，改一个体制，时间比他长。而且不是一般的没改完，留下很大一块没改完。所以想要这次发动一次深化改革，这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难改？这个问题就这么来的。就按照这个思路，就把这些年解释为什么中国改革的困难集成一本书中心题目叫《改革的逻辑》。
我先回答一下，怎么认识改革的难度，跟我们早期采取策略是有关系的。中国的改革是不行了才要改革，国民经济崩溃边缘，思想才高度统一起来。那时候中国改革的领导人，差不多是高龄，邓小平复出是73岁。高龄领导人改革，他有一个特点，他觉得时间特别紧迫，你想时间紧迫，国民经济又是崩溃的边缘，我们又是多年思想封闭，很多重大问题没有一次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要改革，时间又很紧，所以就容易采取，当时摸着石头过河。哪件事情有力治了，我们就改一把，哪些事情有较大极力就先搁一搁。基本这个策略。这个策略让中国改革起步阶段，头十来年，或者头20年确实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就。谁也没想到中国这么快把吃饭问题解决，温饱问题解决，因为现在想起来是过去多少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这个成功背后也带来麻烦，有些难的问题往后放，更大的麻烦是，已经改的领域的成功会帮助掩盖没有改革的部分。因为经济起来了，温饱问题解决了，城市放开了。首先国民经济整体增长速度包括普遍老百姓在世界市场的购买力，这都是让人看得见的。你看得见的东西，到底是因为改的有这样的结果？还是像一些理论家概括的，是因为我们一些东西没改才有这样的结果？在认识上就更难取得进步。关于中国模式讨论大概就是这样。
这样话，所谓的深层次改革，就一再往后放。这大概是对这个问题基本的分析。我又问了一个问题，在吴老师的发现，很难改。别改了行不行？既然那么难，中国人干吗老给自己出难题？解决不了的事，老放在那里说，弄得大家挺焦虑，不改行不行？你把这个问题想透？讨论来讨论去觉得不改不行，第一我们已经改的东西，虽然成就很伟大。但是很像一建筑，搞了半拉子工程。有些地方顶还没封呢，看着很雄伟，时间拖下去，最后会很难看的。犹豫不改革掩盖的矛盾等他爆发的时候，你再想改，来不及。
第二条，中国由于改革持续非常长，人口统计学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像我这个年龄的人，现在改革前的很多事还是历历在目，因为我们下过乡。对当时农村的贫困，两亿多人吃不饱饭，我当时从上海去北大荒下乡，要坐四个白天三个晚上的火车，方方面面过后，我们这些人还有参照性，老觉得挺不错。年轻一代人的参照性不一样，八零后九零后，他一来这个世界就没看到过过去的一幕，他的参照性是在信息开放的情况下形成的。他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社会应该什么样的，更合理是什么样的？这个标准不一样。如果你拿老的参照性，你可能适应不了新一代检验要求。人口统计学就很厉害，现在你去看主导的人口，主导的工作人口年龄，主导消费者年龄，主导发表意见的年龄。你没有办法不把这个国家改革跟这些人的要求期望相一致，你现在没麻烦，将来也会有麻烦。这是第二个道理不改不行。
最后一个道理不改不成，你是半拉子工程，跟对国家的预期，天天出事情。这次中纪委反腐，我们看多了就不觉得，就希望再来个大的，有刺激性，其实很小的看看就很离谱了。一个公务员一个部长，一查出来就是几千万，民间好多传言的数就更大，普通人得花多少年？差多少倍？开玩笑。而且你仔细看这些大案，我的印象他们好像没费什么劲？不是像我们看好莱坞电影，抢个银行还得惊心动魄。他们就天天上班就完了，他天天在工作，就闹出大案来了，这表明我们这个体制，有些恐窟窿已经很不小了。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速度第一，全球一枝独秀。但我们对社会的另一些方面，心里真叫不踏实。
你看发生这些事，我们对社会的一些方面，心里真叫不踏实。城管跟老百姓的冲突，可以出人命。他维持秩序是为大家维持秩序，怎么会动不动就出状况？而且最近还在出，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有些环节，你要不引起注意，不加补救开玩笑，你经济总量再大也没用？
一个社会只要有这样的现象，一个，就会让很多人心里不踏实。你会觉得社会的某个部位是有病的，不是健康的，它不应该到了这个发展阶段还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如果不加快改革，一个半拉子工程，碰上问题后，再加上是年轻人主导的社会，（跟过去的）参照性不能解释，这个社会岂不是越来越紧张？岂不是可能出现其他变化？所以不改不行。这个问题很难，改很长时间还是个半拉子工程。但是你不改你要放弃？我们可能已有的成就，取得的成就都很难维持。所以所谓改革的逻辑，认识上，就是这么几条。
我就找几个领域讲讲，什么叫半拉子工程，什么叫改很难改？什么叫不改不行？中国的农村改革是最早发生的。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没有部署农村改革，部署的是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根据四川的改革经验，写进去。农村当时决策认为是休养生息，整个过去几十年农民压的负担太重太苦，所以动用外汇，进口了一部分粮食，减少了在农村的增购，适度提高了收购粮食价格。安徽、贵州、内蒙一些遭灾最严重的地区，率先从底层开始。开始是不可以讲出来的，因为讲出来跟当时的意识形态主流，跟社会认为应该的组织形式是背离的。18户农民小岗签的条约就是谁也不能对外说。签了之后，队长要负责任，如果队长出问题，18户人家轮流给他送饭，这是第二条。第三条说，万一处治很严重，有什么不测，共同抚养队长家的后代。这个东西现在放到历史博物馆陈列，可以看到当时的体制情况。饿成这样了，体制没有弹性做变化，要让农民负这么大的风险，签了三条要干吗？不是桃园三结义而是要种地，可见当时的情况。
我们有一套自上而下的，认为绝对正确的社会主义的一套东西，你稍微跟他不一样就不行。所以改革最后从那个地方发生，饿得不行，总不能这样下去。秘密包场，之后打粮食了，道理很简单，就是多劳多得。如果可以一起混，多干少干一样，最后大家都不干了。粮食一打，就考验我们的上层建筑，认还是不认？这时候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想法、实事求是，这个东西的威力。要没这条，中央怎么表态？肯定不肯定？承认不承认？妥协不妥协？但是由于有了这一条叫实事求是。思想出现变化，现在安徽所在地的县委书记出来了，那个书记叫陈庭元，陈庭元最后拿出来的说辞说，我们县里也没有救济粮了，你就让他搞吧，就两个队。我们这个体制很有意思，一批人专门管方向的，一批人专门管打粮的。打粮的人说可以，但是管方向的疑虑重重，因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