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月6日下午，由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办，轩鸿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问势2019”理事报告会在西丽湖畔的资本市场学院隆重召开。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从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各种举措入手，总结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解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重大变化，同时展望了2019中国经济走向。资本市场学院副理事长、马洪基金会理事唐杰教授受邀点评，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洪基金会理事长郭万达担任主持人，五百多位企业高管及投融资专家，来自研究机构的学者们以及媒体记者代表等参与了本次报告会。现将报告会主要精彩内容和主要媒体报道整理汇编，以飨读者。
主要精彩观点
国内外形势变化与中国发展新阶段
樊纲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
岁末年初，大家都关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会讲讲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问题，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经济是这种状况，跟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什么关系？展望一下未来，看看下一阶段的发展、下一个4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有哪些特点。
一、关于国内外形势
首先看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是个大国，经济学对大国经济的定义就是，国家经济情况变化主要由自身国情决定，而不是国际形势决定，中美贸易摩擦是很大的国际问题同时也是国内问题，因为跟我们的贸易直接相关，跟我们的体制直接相关，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因素相关。
我们首先分析中国自己的经济目前到了什么状况。为什么说下行压力很大？2018年比较低，2019年还会更低一点，这样的局势是怎么出现的？经济学界有各种解释，如环保成本提高、人工成本提高等一系列各种因素，我也承认这些因素都存在。我们需要着重处理的问题是什么？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因素，遇到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包括民营企业质押、被收购，出现离场论，直接的原因是去杠杆，银根收紧、杠杆率降低，各个部门一出政策，民营企业达到严重制约。往回捋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过剩产能、库存、杠杆率、债务率过高是怎么来的？这些都是典型的经济周期现象，是因为过去经济过热的时候过度投资，产生了大量的产能，产生出大量的企业，最后发现没有那么多需求，这些产能就变成了过剩产能、库存积压，投资借的那些钱就变成了债，造成坏债、杠杆率不断提高，这是典型的经济过热之后要处理的问题。
这十几年来我们有两次经济过热。先是2005~2007年，2008年调整一年，国际经济危机来了，2009、2010年又刺激了两年，结果就遗留下了这些问题。出现经济过热的问题其他国家是怎么解决的？其他国家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就是砸机器、倒牛奶、企业倒闭、金融机构破产。美国2008年出现危机以后出现的是急风暴雨、倒闭失业潮。美国采取的是硬着陆办法，导致的是经济衰退，就是3%、4%的负增长，那种方法很痛苦，但好处是长痛不如短痛，在短的时间里可把市场出清，把过剩产能、坏账出清，比较快地进入复苏的阶段。
2009、2010、2012是美国最痛苦的三年，2013、2014年逐步的复苏，虽然仍然萧条但已开始复苏，2016年讨论退出宽松政策，2017、2018年经济恢复正常增长，3%的增长对美国来说已经是很高的增长，当然他们还在争议是不是要进一步加息，加息的过程已经进行了，已经到了这一轮过热的问题，现在世界最大的风险是美国的股市过热的问题了。
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用的方法是“软着陆”，这个方法当然是有它好的方面，做好的话很好。我们的政府有很强的调控能力，调整得比较快，没有使泡沫变得非常大。中国的泡沫是不是特别大？最近有人拿中国和日本的泡沫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当时的泡沫规模、程度很不一般。他们当时并不觉得泡沫不好，而是觉得经济越热越好，房价越高越好，土地值钱，加上劳动力短缺，所以已经进入疯狂的程度，什么东西都便宜，日元又非常贵，升值以后买各地的东西。政府想采取一些基本的措施、基本的宏观经济措施都不管用，所以泡沫无限扩张最后导致经济出现严重问题，恢复正常后房价跌了60%，股市跌了70%。
我们还是有控制的，2005到2007年经济过热时我们进行了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在中国有特殊的含义。宏观调控在经济学上本来是两方面的，冷的时候要托、热的时候要压。2004到2007年，压着压着仍有14%，我们就采取更严厉的措施，2008年自己调整了一年，硬压下去的。2007年下半年房地产调控，也是出了“国几条”，一下子把市场压下去，房地产也压下去，房地产也跌了不少。经济增长2008年到了6%。2009、2010年是政府刺激。世界G20开峰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们采取了刺激政策，结果刺激大了。当时说是4万亿，其实4万亿是小，4万亿是两年的支出放在一块，每年2万亿中很小一部分是刺激政策。刺激政策必须是无中生有，必须是债务支撑新的需求才是刺激政策，哪里只有两三千亿？真正的大头是一年涨了6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政府债务，这一下子把洪水猛兽放出来了。2008年钢铁过剩才能，1/3过剩，2011年再算6亿吨需求，12亿吨产能，50%的过剩，那轮房地产起来了。2010年4月我们开始调整政策，第一个调整的措施是出台了“住房限购政策”。限购政策大家有点诟病，不是什么长期的好政策而是行政手段。这就是我们和西方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是宏观经济学的特点。很多企业对经济变量不敏感，货币政策、调利率他都不管，本金他都不还，还还你利率？出了问题我们用行政手段。我们敢用行政手段，其他国家用不了。比如说住房限购，其他国家没法用，我们用这种办法，急刹车把它刹住。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当长效机制没出来的时候先把泡沫抑制住。当时抑制的结果是，几个一线城市的泡沫没来得及波及就被止住了。2014、2015年世界上总有人说中国的房地产要崩盘、要硬着陆了。实际上大城市是有泡沫，但一旦刹住，就没有波及全国。全国的市场是稳定的，跌一两个点，省也是一两个点，基本是平稳的，能及时把泡沫刹住，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很重视的。
对待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值得思考的，应该给予正确的评价。当然迟迟不出长效机制，迟迟不把临时的行政手段替换出来，而且临时的行政手段还会搞一些“非常规”手段，比如说限贷、限购等改变供求关系后面的参数，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但是出于对泡沫的敏感，我们还是千方百计地防止大的泡沫，不出大泡沫就不会出大的崩盘。
软着陆也有不好的地方。客观地说，我们是有泡沫，但泡沫基本上是控制住了，包括这轮房地产的泡沫基本控制住了，如果各地把限价放开，价格是升是降还不一定。经济高增长的过程不可避免有一些泡沫现象。中国的泡沫和当年日本的泡沫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说句实在话，我们也在研究，为什么对泡沫这么敏感，不惜用各种手段进行控制。日本的泡沫破裂、香港楼市泡沫的破灭，对我们来讲，是吃一堑长一智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这么谨慎。
对形势的判断，好的方面我们要看到，有这样的基本面而没有大的泡沫，也可能实现所谓的软着陆。加上我们的控制力比较强，把有些问题先控制住，不让它一次性破掉，局部的风险不变成系统性风险，经济就可以持续增长。软着陆的特点是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但是还有正的增长。这几年我们经济不好，还有6%左右的增速。增长过程中就把有些问题消化掉一部分。因而且这也是优点，我们可以实现软着陆，如果可以还能做得更好。
外国人不知道、不理解中国还有经济周期，他说你们没有出现经济衰退，实际上，我们经济波动的幅度不比他们小，他们是3%和负3%的波动，6个点的波动率，我们是14%和6%的波动，8个点的波动率。但是我们能保持正的增长。软着陆的坏处就是很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市场持续不能出清，新的一轮迟迟不能开始，最后演变成僵尸企业、坏债越来越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长期发展、提高生产率，当年的主要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2016年底开始去产能，2017年开始去杠杆，然后各个部门都提出来去产能、去杠杆，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又出了问题，银根缩紧，缩的方式是贷款收回来就不贷了，要恢复表上的债务率、违规率等，以前可以滚动，现在收回来就不再给你了。收谁的？国企的收不动，坏的民企、情况不好的民企也没得收。谁有钱？好的民企。结果把好的民企债务收回来不再给他，一下子把好的民企的债务链断掉，这就是所谓的误伤，就出现了2018年质押的股权违约、卖掉、民营企业退场等现象。
之后，国家出台了一些保证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这就是这些问题的来源。这是一系列的历史结果，我们走到这儿就到了低谷，软着陆最后出清的阶段到了，最后出清的阶段就是经济最低谷的时候。
美国市场出清的时候是其经济最低谷的时候，他们到得比较早，我们到得比较晚，这个过程最后的几年到最低谷。2018年不好，2019年可能仍然不会比上年高，只能比上年低，就是因为我们还在处理中，会不会到2020年？实在说不太好，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处理中，僵尸企业的问题、债转股的问题、股市上的问题。去杠杆的问题，去杠杆现在已经到了稳杠杆的阶段，正在消化、出清的过程中，今明两年还是相对比较低，加上国际形势的问题，要有思想准备。
就这个过程也不特殊，如果今年年底这个过程基本结束的话。我们2011年开始到2019年底是8年的时间，90年代我们软着陆的过程也用了8年的时间，1995年开始，前面是过热，1992、1993、1994年开始下滑，一直到2002年基本稳定下来，2003年非典过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下一轮的增长，一定意义上也没有太出格.这次是两次过热，清理起来困难更大一点，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也是不可避免。
另一个含义是中国经济也不会老这么差，周期性的过程过去以后，市场基本出清以后我们还会进入下一轮增长，下一轮增长是多少大家可以争议，最好不要超过8%，6%到7%仍然是高增长，二三十年的增长也是非常好的前景，也不要把低迷的准备说中国经济从此就这样了，也不符合逻辑。
现在政府正在调整政策，应该有所放松，西方国家在低迷的时候，我们同他们的节奏不一样，他们在低迷的时候我们还在增长，他们在衰退的时候采取宽松政策，我们现在到了底部，我们也需要采取一些宽松政策。调低准备金率是措施之一。有缺口放出来是弥补缺口，并不是强刺激，我们现在需要相对宽松的政策，相信政府会根据目前情况的变化进行一些调整。
国内的变化还是最基本的，理解现实的经济状况，理解下一步的发展还是最基本的问题。国际形势是两方面，一方面不光是美国，欧盟、日本、发达国家和我们的贸易冲突在加大，各方面利益冲突在加大，这是重要的变化。先不说美国和欧洲，欧洲人的说法是，十年前中国规则有点不一样，违反点知识产权，有点保护，我们也无所谓，你们还很落后，你们差得还远，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十年后我们突然发现你们在很多领域很有竞争力了，你们还那么做，我们就得说道说道了，他们通过了新的投资法规，这对整个发展的环境确实是一种变化。
国际上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也有不确定性，美国的泡沫、英国脱欧现在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的股市泡沫，大涨大跌说明投资者很脆弱。
关于不确定性和汇率变化的关系，大家现在很关心人民币会不会破7，我觉得破不破7不重要，6.9和7.1没太大的差别，人民币确实不具备长期单边贬值的趋势，人民币的变动主要不是因为我们的变动，我们内部也有各种因素在发生变化，但主要的都是外部因素在变化。最近美元指数走低，对日元暴跌一把。美元将来的前景很值得大家关注。大家现在说人民币贬值是不是换点美元？现在市场上很多人预期美元贬值，美元在资本市场上大跌大动，那美元下跌，我们受益了，汇率是两头的事。如果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可能全世界的货币都贬值，美元升值。现在大波大动，美元是贬值的，人民币是升值的。再看其他货币变动对我们的影响。人民币可能被贬值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英国不脱欧，英镑会升值，拉着人民币也会升值。英国脱欧没什么变化，脱欧的风险早就被纳入到货币中，已经贬了好几轮，但是它的波动不会导致人民币升值。其中的不确定性会导致资本市场波动，包括汇率、价格等，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对我们经济也是不确定性的负面的影响。
二、关于中美经贸摩擦
当前，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分析很多，贸易不平衡这件事本身，贸易摩擦本身会不会停下来？还很难评价。
发展之争、大国之争的政治问题解决不了，先把贸易的问题简单说一说，美国之所以连年逆差：一是储蓄率低，导致贸易逆差；二是国际货币发行国，要想使货币当成储备货币、交易货币的话，每年得有一些逆差才能输出。只买不卖就是逆差行为，大家用更多的美元做交易，美国要输出必须要有逆差。以前是欧洲和日本，我们最多。70年代以前都是顺差，70年代以后变成逆差，为什么？因为货币因素，1970年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美元越印越多，输出去大家越用越多，赤字越多，经济的逻辑说得清楚。这些因素都是一般性因素。中国和美国的赤字越来越大，中国的逆差越来越大，这就要回到另一个因素，这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两个国家发挥比较优势贸易是可以平衡的，我们发挥我们的优势，他们发挥他们的优势，我们生产2000万件衬衫换他们一件波音客机是可以平衡的。如果他除了波音飞机不卖了，以前要进口的东西我们不进口了，我们需要的高新科技，他们就是不卖，那不是更赤字？这一点解决不了，他以后更不卖，技术封锁更严重。
现在中美贸易摩擦，让我们买他们的大豆、天然气、猪肉，以此来平衡贸易，欧洲也是，欧洲现在靠什么和我们平衡贸易？红酒、橄榄油、火腿。不发挥比较优势，用他们的话说是出口管制，那平衡不了。
解决中美经贸摩擦怎么谈、谈什么？谈的不光是多买点，还有规则的问题。不要把责任都推到美国头上，我们对贸易不平衡的贡献，正常我们发展了，很多东西不用进口了，都能出口了，出口越来越多，这是国家竞争力的增长，40年改革开放我们的竞争力不断提升，这是我们正常发展，这不是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要改的问题，我们要继续发展，我们要比以前发展得更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几个问题也需要调整。
储蓄率低就是逆差，储蓄率高就是顺差，我们确实有些重商主义，有些政策鼓励出口，40年来一直是出口快于经济的增长，GDP我们只有他们的60%~70%，出口都已经超过他们，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已经很多年。特朗普政府降税以后，据我们研究分析，美国企业比中国企业的赋税负担要少十几个点，竞争力显然不错。但是我们有一个政策是出口退税，一退回来就比他们强。他是直接税制我们是间接税制，我们可以出口退税，欧洲也可以出口退税，出口卖得可以比国内卖得还便宜，因为有退税，所以特别鼓励中国出口，对顺差也有贡献。
我们发展起来，变得有竞争力以后，迟迟没有改变过去的保护政策，客观现实也是存在的。我们加入WTO是按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因此有了15年过渡期，15年以后要退出保护政策，要变成市场经济国家，去掉不平等的条件，包括劳工、知识产权、关税壁垒、投资限制等。15年到了他们都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客观上我们确实有些东西还没有退出，政府已经宣布要退出，应该退出，也到了要退出的时候。中国的企业需要在新的层次上，在更少的政府保护层次上，真正形成国际竞争力，现在开始做了，而过去一直没有做，所以就引起了他们的反弹，他们的反弹首先是企业的反弹。美国的商会、欧洲商会抱怨中国不对等、政府补贴。
这次谈判很多东西就是要落实退出的东西，这点也是我们改革和开放进一步的发展，有些东西已经在落实，比如说股本比例的问题等。我们这方面也是有问题的，说到对我们的抱怨就到了下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不仅仅是贸易摩擦，技术方面的限制是遏制中国的发展。
现在美国认为中国偷了他们的知识和技术。中国做得最对的就是学习和模仿，没有这个中国没有今天，他们当成罪过，他后悔了，他们没想到中国真的学了而且会学得这么快，现在需要赶紧停下来，因此这件事不是短期的事情。所以即使贸易谈出点成果，这个大趋势不会改变，中美关系到这个份上，大家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
不可避免的事儿早来比晚来好，早来我们都清醒一点，早来我们都不抱幻想，迫使我们更早、更快地做好我们的事情，改革好我们自己。
下面说一下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直接、间接的影响。对贸易的影响还没看到，世界经济正在复苏，有些东西还没有显现出来，现在真正看到的，较大的影响就是对投资的影响，去年一季度投资是恢复性的快速增长，二季度一出现贸易摩擦马上跌回去，不仅仅是中国的投资，外国人的投资都得停一停，不确定性使大家都得观望。做美国生意的企业显然不能在中国再投资了，要到越南投，即使决定到越南投也得观望一下，到越南还是美国投。做中国市场的公司要想一想到哪儿去，到中国来还是到越南去？最近越南很火，大家至少都停一停、看一看，对投资的影响很大，因此资本市场就出现了波动。
过去一年里资本市场的表现，上证指数、深证指数是最低的，深证成指垫底。去年各类投资回报，黄金、外汇、原油，上证指数跌了23%，只比比特币好一点。美国原来很好，在复苏。中美贸易对资本市场也产生波动，如果中美贸易摩擦继续下去，是挑破股市泡沫最大的因素。
这张图是上一次贸易战，1929，1930年美国泡沫破裂，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卖不出东西企业找政府，国会通过一个法案，平均关税税率从20%提高到57%，贸易战只针对欧洲，双方互加关税，你不让我出口，我不让你出口。三年时间世界贸易萎缩了2/3，1929年还有3000亿美元，1933年就不到1000亿美元。贸易雪上加霜，一方面经济危机出现，一方面贸易战，导致欧美经济十年大萧条，因为倒闭、破产、失业产生了各种极端思潮、产生了纳粹，打了世界大战、金融危机爆发。G20在巴黎开了峰会，大家一致的结论是两点：一是互相刺激经济，托住经济，吸取上述教训；二是保持经济的开放，不要打贸易战，可以继续全球化的进程。危机中风雨同舟，这两件事中国都做了。双方都会有损失，而且损失会很大，美国号称是相对胜出的，我国出口下降30%，整体下降2/3，美国下降1/3，美国相对胜出在国内得到了发展，依然会有很大的损失，中国也会获得胜出，贸易上也会有很多损失。
贸易摩擦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的机遇，思考我们的机遇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化解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一个是世界其他市场，欧洲和美国各自是百分之百，现在市场是多元化的，我们对美国出口只占全部出口的17%，这17%还是加上从香港转口的，80%多的市场是可以替代的。现在的产业链和过去不一样，三十年代的产业链都是在各国本身，现在都是在国际化，跨国的产业链使得大家在分摊贸易战摩擦影响，不单压在我们国家。
美国的贸易很单一，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中国很分散，除了美国以外，我们在各国都有贸易，80%的市场分布在各国，我们把这些市场做好，贸易也下降不了多少，非常重要的是国际市场，这是我们和当年美国有点相似的地方，美国当年相对胜出，他的十年萧条结束以后比别人发展更快，原因是什么？首先它有国内大市场，1亿多人口，欧洲是分崩离析的。它有当时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现在比它更完整，联合国260多个子产业我们都有，不一定高端，中低端也可以围绕这个大市场发展。美国市场受阻，我们做好世界其他市场，做好中国的市场，这件事太重要了，做大市场以后大家不敢不来，美国为什么胜出？当年和日本、德国贸易摩擦的时候，贸易摩擦和贸易战的区别，贸易摩擦是讲道理的，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和你掰扯，你哪儿违规了，WTO诉讼，怎么改革，日本弄了20多个产业，都是一个一个掰扯。贸易战是不讲理，500亿加多少税，2000亿加多少税，所有的产品加税，不给你讲道理的，这是惩罚性关税。
30年代的贸易战和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欧洲、日本的贸易摩擦最后都有一个现象，因为美国市场大，谁都不敢放弃美国市场，结果大家一边打着贸易战，又同时投到美国市场，奔驰、宝马的市场都在美国，如果我们做大市场，各地都会在中国追加投资，这个时候我们就发展了。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最近提了政策建议，不要总搞“中国制造2025”，我们做一个“中国市场2025”，我们怎么扩大市场给世界看，给国际货物公司看，放弃这么大的市场吗？所以，首先是做好国际各国市场，二是做好自己的大市场。
要看到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推动作用，贸易摩擦早来比晚来好。我们可以认真思考该怎么进一步改革开放，包括自主创新制度。
三、挑战与机遇：中国发展新阶段
1.自主创新
贸易战倒逼我们进入下一阶段的发展。下一阶段的发展一定要和前面有点不一样，而且确实到了不一样的时候。它有自然规律，到了这个阶段，自然显示出来，我们增长的动力、增长的机遇，首先是自主创新。下一阶段要自主创新，不是说我们过去做错了，只是我们到了新的阶段。经济增长一定是四大要素：一是劳动，不是说劳动力，而是要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二是物质资本，也包含很多技术在里面。三是知识和技术，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现在越来越先进。四是制度，制度改进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制度创新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效率的改进已经纳入正规的增长模型的分析。现在探讨增长模型不是两个要素，是四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
第一阶段主要是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这个没有异议，如果有资源的话，有的国家就卖资源了，没有资源就卖劳动力。然而只有这一个因素解释不了发展。中国是14亿人口大国，有些发展中国家刚开始也发展很好，有矿又有廉价劳动力，有10年、20年的高增长，但怎么解释中国后面的20年？我们一直在持续增长，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开放引进了知识，还有我们的储蓄率比较高，有资本。改革是制度上的变迁，最重要的是我们发挥后发优势、比较优势，节省劳动成本，可以是劳动密集型，后发优势是节省研发成本。研发成本一定程度上是试错成本。研发很贵，大公司每年投入研发是费钱的，学习、模仿一样可以引进大量的知识。
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前世界银行的行长保罗·罗莫，他的理论是关于知识外溢问题。我们用在这儿恰如其分，可以用到发展的问题上。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当年他说过这句话：别人不可能追赶上美国，为什么？美国每年产生的知识增量比其他国家的知识存量要大，你怎么可能追上？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一件事，一旦我们开放了，你的知识存量可以外溢到我们这儿来，学过来就成了我们的知识增量，同时成了我们的知识存量。外资到中国来投资有两大困惑，一个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好，一个是说中国雇员不忠诚，好不容易培养到一定程度，自己出去就办个公司。这不是偷而是学习，这就是知识外溢。想想深圳的华强北，就是学习、模仿，学习模仿再逐步进入创新，这个过程就是走捷径了。
第二阶段是“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学习、模仿，我们没做错。发展中国家学习、模仿，不是丢人的事情。熊彼特讲创新第二阶段紧跟着就是模仿。我们要有这个过程。长期模仿也会产生一些问题，简单的问题是自主创新不够。模仿很创新，给人贴牌很舒服，自主创新不够，自主创新的机制不够。现在是逼着你非得创新。以后技术封锁越来越严，中国的工程师能不能到美国访问，将是个问题。美国的签证有行政检查，要到美国的国务院做。能不能访问美国？经济学应该没问题，工程技术、科学的可能去不了美国了。中国留学生将来哪个学科能学，哪个学科不能学都成为问题了。技术封锁越来越严重，逼着你非得自主创新。下一阶段继续要模仿、学习，但是要更多地自主创新。以前没到这个阶段，现在逐渐接近前沿，很多领域接近前沿，我们也到了自主创新的时候。
我们仍然要学习模仿，认清自己的位置在什么地方，该学习就学习，该模仿就模仿，发展自己的自主创新。到现在不能什么都自主创新，因为在多数领域我们还是很落后的，还得继续学习、模仿，但确实到了要加大创新体系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创新不是靠政府组织，创新不是政府补贴就能实现的，要有持续的激励，这种激励不能靠政府的补贴和组织，要靠产权激励。使知识产权变成股权，成为永久性的激励，政府也在逐步做这些事。
2.国内消费市场扩大
第二阶段我们到了消费扩大的阶段，最近有点争议，是消费升级还是降级了？消费确实在升级，买高端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个过程正在开始。过去确实储蓄率太高，中国为什么那么有钱？我们的收入还是很低的，人均GDP只有9000美元，储蓄率从2003年开始一直超过40%，现在还有44%，其中几年50%以上。不缺资本，我们缺的就是知识，缺的就是制度。储蓄率高消费就低。为什么用2012年的数据，2012年储蓄率最高，52%，居民消费只有35%。
到了今天，出现了各种使得储蓄率下降、消费率逐步上升的因素。这些因素确实方方面面都具备了，收入快到1万美元，今年年底大概为9000美元，如果没有人民币的贬值大概9300~9400美元，10000美元就接近高消费了，美国5万~6万，我们只有他的1/6、1/7，物质需求进入高消费阶段，我们确实也到了这个阶段。10年以来低收入阶层、农民工的阶层收入增长特别快，穷人的消费倾向比较高，多挣点钱消费增长比较快。社保确实起作用了，城里的低收入阶层保住了，农村的新农合、新农保，消费信贷、金融涨得特别快，跟金融科技、大数据都是相关的。现在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敢于借钱消费，现在有分期付款肯定促进消费，互联网、电商都在促进消费。再就是代际的替代开始发生，在职的人做的是正储蓄。假设储蓄率是30%，在职人挣1万存3000，消费7000。退休的人挣过1000，30%的储蓄率很小很高。消费结构已经很不一样了，刚才说的老年人升级，这些确实都在发生。
3.资源效率与清洁发展
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中产阶级的成长提出的要求，资源枯竭也越来越要求我们提高资源效率，能够更好地进行绿色发展。解决雾霾、污染、水资源等问题，现很重要。这里既是挑战也是商机，有些企业不能在中国做了，更多的企业需要利用新的方式转型升级，全世界的企业、中国的企业都做这件事，问题是你怎么做得更好。
4.城市化新阶段：大都市群
下一阶段的特征是大都市群的发展，城市群的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站在房地产市场的角度、城市化的角度，过去几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原来城镇化发展，发展小城镇，给小城镇敞开供地，大城市严格控制不让发展，小城市盖了房子人走了，大城市房子暴涨，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但是供给不充分、不均衡。2015、2016年以来的楼市波动、两极分化确实使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大城市暴涨、小城市库存，需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库存指的是三四线城市的住房需求不足。我们的决策者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先是国土部宣布给大城市增加供地，减少小城市和人口流出城市；二是允许集体土地入市。中央政府做了三个城市群，雄安新区加了一块地，京津冀加了一块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他们正在做方案。以前小城市发展，现在大城市群发展，城市群是什么概念？通过交通和各种便利化措施、政策的便利化。这块不光是交通，包括各种公共服务，包括报销能不能在别的地方报，看病、养老、入学是否便利化，使得一个区域的大中小城市互相补充，实现城市都市群的生活状态。就像美国纽约城市群，曼哈顿的金融精英不住在曼哈顿，住在康乃狄克州，每天通勤一小时。伦敦、东京都是这种生活状态，大城市群的发展，城市做大总是有边界的，用城市群的方法加速城市化的进程，大家知道里面有巨大的商机、巨大的发展机遇。
反过来讲对房地产市场有影响，以上这几项政策会使房价趋于稳定。因为增加供给了，以前是供给不足、需求太多，以前是拼命压需求，限购，现在补充供给。供求均衡了以后价格趋于稳定，不仅涉及到城市的发展、产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还涉及到房地产趋势的发展。
中国今后几个大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1.5亿到2亿人的规模都是可能的，中间还有以省会城市为中心3000万到5000万的城市群，3+N的城市群模式已经显示出来。
5.改革开放新阶段
中央政府陆续出台改革、开放的新举措，开放肯定要出了，改革这次围绕民营经济的发展做了一些新的调整，接下来会有新的改革。但是改革举措落实之难，确实是个大问题。围绕具体问题的改革从长远来讲更有生命力，因为它能解决问题。比如说给民企疏困，最大的矛盾是如何给民企疏困，就是国企收购民企的股权，这个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你这是混改还是逆混改？有的把民企股权收了，结果国企成了第一大股东，甚至控股了，民企就并表了，以后民企就得按照国企的规则运行，就把它变成了国企。混改的意思是让国企引入一些民企的因素，使其更有活力，结果这么一来变成了逆混改，把民企变成了国企，这个问题还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民企的重要好处是什么？花自己的钱可以承担风险。国企用的是公共的钱，拿的是公共的权，是要有程序的，是要有监督、检查的。现在国企各种规则绑得很严，包括高管的收入。如果把民企变成国企那样的规则，那民企就会被管死。国企按程序、按规则，退到竞争性不那么强，一些基础行业、资源行业，做得也很好，变化不大。民企保持活力，自己承担风险，我们建立的方法是不要国有企业直接收购民营企业的股份，怎么做？国有企业有钱、政府有钱，我们拿钱做点基金、做点兼并重组，用基金收购一部分股权，市场变好还可以放出去，不让它直接成为国企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基金持股，即使股权占得太大也不需要按照国企的规则运行，使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而不是很多民营企业都被收购、并表、收编了。如果不是这样，大家想想后果将不堪设想。政府、国资部门要有倾向性的指导意见。这个不是没有先例，安邦最后是由政府托管，而且政策的取向是政府整理好放回市场让民营企业收购，这应该是大方向性的政策。
我们的改革要具体到这些问题上来，不要想着马上能把国企搞好，国企改不动我们发展民营企业，不要把民营企业又搞回去变成国有企业，通过这些具体的做法、措施推动市场化进一步改革，推动下一步的进一步开放。
2019年可能更困难一点，但是我们看未来的前景仍然可以持续增长。不仅仅是愿景，分析各种因素还是可以得出这种结论的。
（本文根据作者在“问势2019”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上录音整理，有删节）
展望2019-直面困难与完成转型
唐杰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第二次点评樊院长的报告，我首先要跟大家说，让我评论的时候我也没见过樊院长的稿子，我完成评论稿那一天，提前两个小时给我这个稿子，我发现除了贸易战，基本内容都有，证明我对樊院长的思想还是比较了解。
我涉及的问题是三个：一是解释，有些话樊纲院长不太方便说，我说起来不敏感；二是有些引申；三是可能有点不同，比如说消费率、储蓄率。
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最后一段“我国发展拥有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要全面正确把握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取向，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大家看这段话不是一般的提振信心，这是最后讲的，市场无论是企业、无论是研究机构一片悲观，觉得没有最差只有更差，我也不觉得今年就会好，但是我觉得越差就会越好，他不会更差了，慢慢就会好起来。这段话我们确实有巨大的空间，我解释樊院长话的时候，解释这样的过程是怎么出现的。
从目前的情况看，为什么觉得形势不好？大概涉及到几个方面：
一是投资率还很高，大家可以看2017年的投资率、2018年的投资率，投资率占GDP的比例都在70%，全世界再也找不到这么高的比例。但是投资增长率很低，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巨大问题，没增长，大家现在可以想象，我们要把投资率降下来，意味着每年的投资增长是要下降的，这是我们面临的很大问题，这就是转型的问题。
二是储蓄率下降了，储蓄率在下降但是消费增长又很慢，为什么？是经济增长慢了，储蓄率虽然下来了但消费也没上。
三是大家比较关注未来的汇率走势，贸易战到底对汇率产生什么影响？虽然现在还不太清楚，刚才樊院长也跟大家说到了7是不是关键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还会向下，向下的概率还比较大，但是向下是不是就一定很可怕？不一定。大家要想促进出口，向下就是好事，大家要是坚定信心，破了7，形势就坏了，对于一个问题如何看。
四是房地产市场很脆弱，金融体系和房地产体系绑在一块，大家很难判断房地产是涨好还是跌好，还是不涨不跌好？现在涨也不好，跌也不好，不涨不跌也不好。
前一段做了一个资本市场的报告，民营企业、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下的决策，当然跟市场的快速下跌有关，在这样的决策不规范的过程是大量股权质押出现的原因。这个过程中民营经济需要治理规范化，民营经济需要提升，市场好的时候提升、转型会很好，但是现在说市场好的时候谁还转型？市场好的时候大家都忙着赚钱，没人去转型，等市场不好了，要转型了，突然觉得机会丧失了，马云最近的讲话非常好，马云说不讲宏观环境，也不用讲贸易战，因为这些跟你都没多大的关系，你的事情是把企业做好，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说法。
再有一个是出走的跨国公司，现在报哪个跨国公司走了，跨国公司走了对中国是不是好了？要我说，不就是深圳的产业升级了吗？如果没有那么多年深圳低端产业的移走，深圳有今天吗？一定没有。经济发展低端就要退出，所以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苏州退出挪到越南，如果这些产业挪回美国我们要讨论讨论，我们看到大量的移到越南、印尼去了，证明我们发展有道理。现在看起来是传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正在向好，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一、周期与结构因素：基于长期及国际比较的视角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提法是两个词“周期”和“结构”。樊院长讲了很多周期的问题，过去我们讨论新常态的时候很少有周期，会说结构、转型、换挡，不太用周期。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讲了周期问题以及要关注结构，发生的重大的变化，短中期的形势需要关注，关注以后大家就可以理解经济工作会议后迅速的央行降准，降准的过程显然是应对周期的，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1．大家看中国经济，这是中国经济的长期走势，从60年开始，中国经济可以分成两段：一是改革前；二是改革后。大家看折线前，改革前的平均增速5.6，改革后的平均增速9.6，我跟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如果没有差四个点的差距，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就是印度，大概是我们现在总量的1/4，我们过去四十年经济增速提高了四个点有了现在的经济总量。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看波动曲线是年度，我们可以数底部的时间，我就可以数到一个东西，我们大概每八到十年会有一个周期，这次我们讲周期因素中，我们要特别认真的想一想，过去我们不谈周期因素，我们说周期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才有周期，现在我们讲周期行业，只要是市场经济就有周期，在这样的周期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八到十年的周期是存在的，而且把它划断了以后，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的周期，平均下来和均值点的向下的浮动大概是70%，跌掉30%的均值点，9.6%的均值，幅度平均下降到7或者是6到7，大概就到顶了。我们过去大概是这样的态势。在这个态势中，假如我们看出现新的情况，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连续五年下到7的位置，按照传统的周期理论，大家可以看，快速下到周期就会快速反弹。2013年到现在，7的位置没有反弹，可能引起新的思考，大家看到这个点就行了，大家看到那个点以后明显的低于均值点，低了这么多年没反弹，现在看起来也许就会出现新的趋势。
没反弹的时候，中国的增长率可能不是9.6%，可能是7%，这是我们的猜测，在7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讨论一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出现的情况，为什么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猜测？大家看切线点上就是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时候，现在大家说中国是9000，比较2010年中国就过了1万美元，现在大概是1.5万，我们实现转换点的时候可能在1万点，2010年开始向下浮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出现了另外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大家现在都看到了，就是中国的广义货币占GDP的比例，就在这个点上迅速上升，大家知道现在为什么地方债引起这么多的关注，金融的问题为什么引起这么多的关注？
票发多了以后就是从2010年以后，GDP的1.5倍一下子到了2.2倍，假如我们把这儿做一下小结的话，到目前为止面临的问题是周期和结构同时存在，只谈周期看起来不太准确，不谈周期也不太准备，这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解读。
我们再来看中国另外两个特点：一是储蓄率，这个曲线的完美程度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预测是一样的，经济增长理论会告诉我们，在一个经济增长的初期，资本收益率极高，储蓄率就会高，随着收入的提高，资本的边际收益会下降，储蓄率会下降，下降的位置就在1万美元的时候，我和樊院长有一点区分，我觉得储蓄率下降是内在的问题，是反映资本边际收益，比如说经济学中给大家讲的定理就是稻田定理，当资本存量为零的时候，资本收益特别大，我们现在想改革开放初期，有点钱就有GDP，现在再有点钱收益没那么快，资本收益是下降的，这种情况下储蓄率会下降，我们看到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我觉得很多人说经济有这问题、那问题，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问题，横轴是增长率，纵轴是每增长一个点带动就业多少，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最近三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不再带动就业增长，中国经济到2013年以后就业增长基本是零，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要讲失业率一定是不好，但是反过来的含义是什么？劳动力没变，产出增加了，劳动生产率降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近五年从劳动密集型支撑的增长转向效率的增长，劳动生产率在快速的增长，一方面说经济形势不好，一方面说经济形势好，其实经济就是这样。我们说失业不好的时候，我们看到劳动生产力在提高，而且会持续。现在我们要来引出什么样的问题？增长一定会有就业吗？未必，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需要更高质量的劳动力，而不是数量，从企业到地区都产生重大的影响。
2．我们看美国，美国和我们很像，美国也存在8到10年的周期，我们说我们是特色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和市场经济的共同性，市场经济的共同性就是都有周期，而且周期的时间长度差不多。我们和美国有不同的，我们每次调整就是樊院长刚才说的，我们的调整是缓慢的方式，不是用危机的方式，不是一下子出清，美国下调50%很快到位，这是我们的差别，他的偏离率比我大。美国跟我们不太一样，现在看起来美国没有阶段性的变化，中国有四十年的结构性变化，美国的结构性变化很小，可以构成现代增长中潜在增长率的随机漂移，它不构成趋势性的变化，不存在我们目前面临的重大结构性的问题。美国也有典型的逆周期，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8年以后，美国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也很快，美国联储大概的负债制度，快速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这样的过程在美国和我们做的一样。
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再来看美国还有一个地方和我们一样，美国的储蓄率也服从一个倒U，我们总说美国储蓄率低，美国储蓄率最高的时候是2万美元，从24现在缓缓下降到18，这里面预示着两个东西，长期来看，中国的储蓄率还会下降，这是健康经济的变化，现在看起来有两个东西需要研究，所谓中国人勤俭节约、储蓄率高是一种美德的说法没有实证根据，只能说中国人穷的时候储蓄率就高。当生活水平提高的时候储蓄率就会下降，市场经济发达了，有大量的人用消费信贷，储蓄率就下来，这是我们面临的长期过程，这是市场经济发达的表现。
我跟大家讲两个东西，如何看待储蓄率？一是我们都会知道教育投资，大家都谈教育投资，大家可能都没想到教育投资是不纳入储蓄率的，假如我们现在看美国大学受教育的水平是中国的两倍以上，超过80%的人受到大学教育，他在教育上的投资超过我们，所以他的储蓄率高，这是一块。大家可能知道一些研究开发费现在计入GDP，就因为这个计入GDP，深圳某一年突然超过了广州，因为深圳研究开发费用是广州的一倍以上，一旦超过差距就越来越大，如果没有那一年把它挖出来，就永远超不过。这样来看，我们讨论的问题在于，我们未来看待储蓄率的时候，简单说美国储蓄率低，美国人寅吃卯粮，美国人过渡消费，这个观点是有些问题的。
我们现在要把美国的R&D加入，美国的储蓄率马上提高2%。教育作为投入，美国的储蓄率又提高2%。也就是说我们长期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习惯的储蓄率投入值，教育是投创新，R&D是投创新，以前都不叫储蓄、都不叫投资，刚才樊院长讲创新的时候是什么概念？创新的概念是有更多的投资投在创新上、投在思想上、投在理念上，很多的展示国外大学的图书馆，一个学院的图书馆可能已经超过深圳市的图书馆。到费城金融中心看费城金融中心的图书馆，他是一个学院的图书馆超过一个区，还不说藏品的内容，只说量，这些过去都不计入在储蓄中，未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核算变化，随着非物质生产过程、创新过程的提高，这些部分慢慢都要列明，这是我们要重视的。
3．中美比较小结，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了重要的看法“精准性”，从精准性的讨论来讲，我们两国在经济下滑中都采取了十分有效的逆周期的操作，毫无疑问都很成功，假如在精准性上认真考虑一下的话，我们可能得到一个结论，美国的逆周期的调节幅度比我们要小一点，我们大概是什么概念？M2和GDP的比例，从150到220，大概70倍，他是从70到90，20个点，我们大概是1/3的增长，他是1/4的增长，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可能短期的刺激政策、前端的刺激政策大一点，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不是需要更大？需要研究。
我们写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给了这么多货币的时候，现在还会发现流动性不够，还要央行降准？今年还有两次要降准，为什么这样？樊纲院长讲我们还是比较谨慎，持续放了三年以后这两年一直在收，流动性没有再增加，一超流动性的时候马上就会陷入高货币供给条件下的流动性收缩问题，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这就是放水之后的后遗症。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选择？再少一点的货币，允许经济增长率再往下落一点，付出的代价更小而不是更大，允许经济下降到6%以下会怎么样？我们就不用发这么多票，美国给下滑留了更多的时间，他可以允许经济到负，从3%到负1.5%。实际上宣布经济复苏的节点，按照NDR的研究，是2011年的12倍，经济危机三年后进入复苏阶段，我们五年以后还在缓缓向下探，这就是樊院长讲的考量。
我们真正要讨论、防止的问题是储蓄率下降是长期的问题，消费增长是长期的问题，这样的转换中不可能再想象未来高于GDP一倍的增长率，我们要逐渐回到投资和经济增长同步或是略低一点，消费率才能提升，否则中国消费率永远不可能提升，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下，有两个问题要高度重视，投资率下降时期，更关键是提高投资效率，大家可以认真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我们从铁公鸡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重大的变化就是智能制造和创新投资，这样的投资未来可能会更多向研发投入过渡。
我们可能不需要太恐惧于失业，我们太拘泥于失业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重新讨论一个现象。中国已经不再取决于劳动数量的增长，取决于质量的提高，我们这两年增加的失业是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增加的失业不是周期性的总需求太低引起的失业，假如说我们按照结构的观点来看，我们叫结构性的失业，一些行业的衰退、企业的衰退造成岗位永久性的失去，当我们不让他失业的时候，意味着僵尸企业是不能去的，保增长和保就业是两个概念，我们要消灭周期性的失业，保证和推动结构性的失业，这是我们未来要有重大的政策变化。
二、展望未来经济转型与风险防控
（一）、转型取得扎实的成效，没有出现显著的周期性的失业，出现的是结构性失业，“三去一降一补”是造成结构性失业的关键，我们没转型之前有8亿吨钢，最著名的消化是世界钢铁产量中国大陆第一，中国大陆河北省第二，中国大陆河北省唐山市第三，中国大陆河北省唐山市隐瞒产量第四，第五是美国。我们需要比美国高出十倍的钢铁产量吗？显然不需要。钢铁直接和间接每年出口3.5亿，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钢铁出口？另外一端要进口大量的精品钢材，我们不能发生变化吗？我们需要发生变化。
这样的变化下，中国下行，从周期的观点看，中国下行已经达到了历史平均的70%的均值，从樊院长和大家的介绍还没看到底，怎么理解？换一个角度讲，当均值下降到7%，严格意义上讲，这轮下跌应该降5%，没到5%之前都很难出现触底反弹。这只是数字统计上的猜测，经济学只是在若干假设下做猜测，第一个猜测是长期平均增长率，第二个是在下调上保持每次周期危机之后下调70%借助，结果下降5%。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多的M2增长，我们可能现在就应该在6%以上。我不是很确定一个因素，去年中国电力的增长在8%到9%，电力是不可能储存的，就一定要有耗电的人，很多人说中国经济增长电更多，这两天我一个同学在美国参加经济学年会，一位加州大学教授的报告很有意思，说中国的电用在挖矿上，三大地点的挖矿，比特币、算法挖矿是巨大的耗电因素，同时是中国的互联网化，云储存是耗电的因素，平衡到这两个因素，6%的增长看来是实的。明年允许经济到6或是再低一点，2018年全年平均6.6%，第四季度6.3%，明年第一季度在6以下，第二季度6高一点，全年6.3是比较理想的结论。
这当中意味着6%的向下应该是正常的周期调整，要我理解樊院长的周期+结构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允许经济有更多的下行，更多的下行才会消灭更多的僵尸企业，大家知道0到1，危机中才有，僵尸企业淘汰了，大量的创新企业才会出来。我们总说危机不好，危机有最大的好处是快速淘汰落后企业。
现在看起来结构性失业未来可能成为重点关注的方向，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商业模式的转变，结构性失业应该是中国经济重要的现象，我个人的看法，我不太赞同周期引发的中国失业，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结构性的失业。深圳经济为什么好？深圳经济好在这个岗位下来，创造一个新的岗位马上就业了，大家忽然发现快递小哥的收入比站柜台的收入高多了。我跟送快递的聊天，一个月收入一万是起码的，比站柜台的收入高多了，这需要有更好的劳动力机制，我们需要做的是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大家到德国，德国今年失业，一年之后你的失业金是你失业那天的90%，第五年降到55%，有社保就比去维稳好得多，快速充实社保基金，建立发达的社保体系，建立发达、完善的再就业的教育，大量岗位的消失、大量岗位的出现，如何实现平滑的转型？这是我们一定面临的转型，现在有多少岗位消失？谁能就业？你有新岗位的能力，包括美国也出现这个问题，东西两岸都瞧不起川普，中部对川普顶礼膜拜，虽然川普管不了事，说说也行。东西两岸结构迅速变化，会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他对川普就是反对。
（二）、经济工作会议的方针政策要关注短长相济，大量推出的投资政策都会长期对于结构调整、长期总供给增加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以前一般的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要关注的，同时试图建立从科学、研发到产业升级的连续投资化过程。但是这个东西好不好？很好。但是毕竟形成一个结构的转换不在大，一定要在三五年，这样的过程中，樊院长讲贸易战，就是要防止演变成内部和外部的黑天鹅事件，突然性信心的失去，过去五年的调整大部分是正确的方向走的，四十年前潜在增长率提到四个点，人均5万美元没有这么高的增长，他要下来，投资、消费、结构都要发生巨大的变化，要寻求新的平衡，新的平衡实现的过程没这么简单，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三）、加快从数量型向创新型增长转变，创新肯定不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投入，我们建国家大科学设施是物质设施，更多是思想、观点，这些是我们要重视的。创新不仅是新产品、新技术，还要有新制度，包括企业也是一样，能不能激励员工有创造性？没有创造性都是传统的。创新的关键人比物重要，依赖一流的教育和人才体系。前一段刘鹤副总理讲巴斯德象限的问题，他是利用巴斯德讲了另外一个故事，生物产业的发展怎么来的？一个是纯理论研究，一个是产业应用的结果，构成了新一代科学的发展，我们科学怎么发展？一个是纯科学，一个是工匠的纯技术，中间的阶段就是科学和产业技术的结合，这样的结合中实际上是我们未来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我们需不需要工匠？当然需要，我们需不需要陈景润？也需要，可能未来我们更需要的是前瞻性的科学、应用科学技术和大规模的产业融合，在这样的融合过程中，竞争、生存就构成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国家创新体系要描述国家基本的方向性的东西，教育体系、人才体系、市场竞争。
我给大家快速展示一个图，这个表是三十年美国的变化，这是给博士生上创新课时的表，大家比较快看一下，30年美国研发人员的变化，从3万到32万，涨得最快的是企业的研发人员涨四倍、大学的研发人员翻一番，联邦政府的研发人员翻一番，比重从9.6到7.9，企业的研发人员涨了12点，未来走向创新，创新是竞争的，要让企业创新，企业不创新就要在市场上落后，企业就会有大量的创新人才。企业可以在创新中获益的时候，企业就会有更多的创新人员进入，从最近十年美国的专利看，过去是大学、过去是研发机构，现在更多的是企业。
最后给大家看一个表，我们都知道深圳是全球创新中心，用什么衡量？用专利来衡量，假如我们做这样的研究，创新有两维构成的，是由科学和技术构成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深圳和香港是落后的，为什么？我们集中的是技术，我们不集中科学，我们可以看世界一流的创新中心是完美的结合，科学和技术，比如说我们看东京、首尔、旧金山、纽约，我们说纽约是华尔街所在，我们大概都没有想到，纽约是重大的科学发现、科学来源地，包括伦敦、上海、巴黎，当我们说粤港澳大湾区的时候，粤港澳大湾区最欠缺的是科学。
主要媒体报道
“问势2019”中国经济发展仍极具潜力
中国时讯 2019年1月6日 朱丹丹
1月6日，由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办，轩鸿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问势2019理事报告会在西丽湖畔的资本市场学院隆重召开。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年中美贸易战对我国经济各方面都产生了不小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年中美贸易战对我国经济各方面都产生了不小的冲击，经济发展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在当前国际上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的大背景下，经济全球化的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中国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创新还是守旧？是共赢还是零和？有鉴于此，“问势2019”报告会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教授从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各种举措入手，总结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解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重大变化，同时展望了2019中国经济走向。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资本市场学院副理事长、马洪基金会理事唐杰教授受邀点评。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担任主持人，五百多位企业高管及投融资专家，来自研究机构的学者们以及媒体记者代表等参与了本次报告会。
轩鸿集团董事长肖建海首先代表会议主办方致辞，他表示，在全球经济局势复杂多变的2018年，轩鸿集团继续在“城市价值投资运营商”的战略定位下与更多优质伙伴达成战略合作。此次和马洪基金会联合举办“问势2019”理事报告会，我们将聆听到樊纲教授的深入解读和唐杰先生的专业点评，相信会为大家提供2019年中国经济走向的新思路。
樊纲院长以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为背景，以其独特的视角，从创新、消费、绿色发展、城市化等多个角度出发，系统阐述了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未来发展的新方向。他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既受到全球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也与中国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次“经济过热”密不可分，但他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我们没有发生大的危机，也没有出现大的衰退，中国经济发展仍极具潜力。” 谈到目前的国际形势，樊纲认为，目前发达国家同中国之间的摩擦在加剧，整个世界经济的风险在加大，不确定性在加大，但他认为这并不一定是坏事。“中美的摩擦早晚会来，也许早来比晚来更好。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期间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态，我们需要调整，要把这件坏事变成好事，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樊纲院长认为，贸易战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只有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做好自己，才能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他相信中国有庞大的市场、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有很多前沿产业，只要发挥好后发优势，中国长期的发展前景仍一片光明！
唐杰教授以“展望2019---直面困难与完成转型”为题做了精彩点评。他基于长期国际比较视角指出，周期与结构因素导致近来对经济大环境的悲观情绪及“三大红利”消失后的迷茫。他分析：中国经济具有鲜明的周期特征，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潜在增长率均值由5.6%提升至9.6%，至2008年进入换挡期后阶段性显著增长趋势发生改变。随后，唐杰教授从三个方面对比了美国经济的周期和结构特点：一是，两国均在经济下滑中采取了有效的逆周期操作，且我国的逆周期操作力度较大；二是，美国作为发达成熟的经济体在逆周期操作中给市场机制预留了更大的空间；三是，储蓄率下降是未来我国经济将面临的长期性问题，因此要重视与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和创造更高的投资效率等相关的结构调整。最后，唐杰教授分享了对中国经济转型及经济发展中风险防控的几点看法：第一，转型正在取得扎实的成效，完成转型尚需时间；第二，经济转型的核心是结构调整，就业是结构调整最大的障碍；第三，要高度重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定当期推动长期经济转型重大供给侧结构性转型的短长结合指导思想，同时应高度关注中美贸易战以外的内部与外部黑天鹅事件发生；第四，加快推进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创新型转变。
互动环节，现场气氛热烈，深圳市政协常委乐正先生和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霍泉等嘉宾纷纷向两位主讲嘉宾提问，樊纲院长和唐杰教授均做了精彩的回复。
推动新时代的改革，要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坚忍不拔的毅力，克难攻坚的能力，同时也要有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这是中国改革的需要，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的需要。世界各国在应对挑战，推动发展，创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政治环境上应加强合作，相互支持。我们坚信，在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利益和命运联系日趋紧密的时代，进一步开放的中国不仅将造福13亿多中国人民，也必将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平衡、包容的可持续发展之路。2019，我们期待更美好的未来！
“问势2019”理事报告会举行 专家认为 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仍极具潜力
2019年1月6日 黄力雯 深圳新闻网
1月6日下午，由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办，轩鸿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问势2019”理事报告会在西丽湖畔的资本市场学院隆重召开。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年中美贸易战对我国经济各方面都产生了不小的冲击，经济发展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在当前国际上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的大背景下，经济全球化的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中国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创新还是守旧？是共赢还是零和？有鉴于此，“问势2019”报告会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教授从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各种举措入手，总结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解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重大变化，同时展望了2019中国经济走向。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资本市场学院副理事长、马洪基金会理事唐杰教授受邀点评。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担任主持人，五百多位企业高管及投融资专家，来自研究机构的学者们以及媒体记者代表等参与了本次报告会。
轩鸿集团董事长肖建海首先代表会议主办方致辞，他表示，在全球经济局势复杂多变的2018年，轩鸿集团继续在“城市价值投资运营商”的战略定位下与更多优质伙伴达成战略合作。此次和马洪基金会联合举办“问势2019”理事报告会，我们将聆听到樊纲教授的深入解读和唐杰先生的专业点评，相信会为大家提供2019年中国经济走向的新思路。
樊纲院长以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为背景，以其独特的视角，从创新、消费、绿色发展、城市化等多个角度出发，系统阐述了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未来发展的新方向。他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既受到全球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也与中国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次“经济过热”密不可分，但他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我们没有发生大的危机，也没有出现大的衰退，中国经济发展仍极具潜力。” 谈到目前的国际形势，樊纲认为，目前发达国家同中国之间的摩擦在加剧，整个世界经济的风险在加大，不确定性在加大，但他认为这并不一定是坏事。“中美的摩擦早晚会来，也许早来比晚来更好。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期间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态，我们需要调整，要把这件坏事变成好事，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樊纲院长认为，贸易战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只有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做好自己，才能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他相信中国有庞大的市场、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有很多前沿产业，只要发挥好后发优势，中国长期的发展前景仍一片光明。
唐杰教授以“展望2019---直面困难与完成转型”为题做了精彩点评。他基于长期国际比较视角指出，周期与结构因素导致近来对经济大环境的悲观情绪及“三大红利”消失后的迷茫。他分析：中国经济具有鲜明的周期特征，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潜在增长率均值由5.6%提升至9.6%，至2008年进入换挡期后阶段性显著增长趋势发生改变。随后，唐杰教授从三个方面对比了美国经济的周期和结构特点：一是，两国均在经济下滑中采取了有效的逆周期操作，且我国的逆周期操作力度较大；二是，美国作为发达成熟的经济体在逆周期操作中给市场机制预留了更大的空间；三是，储蓄率下降是未来我国经济将面临的长期性问题，因此要重视与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和创造更高的投资效率等相关的结构调整。最后，唐杰教授分享了对中国经济转型及经济发展中风险防控的几点看法：第一，转型正在取得扎实的成效，完成转型尚需时间；第二，经济转型的核心是结构调整，就业是结构调整最大的障碍；第三，要高度重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定当期推动长期经济转型重大供给侧结构性转型的短长结合指导思想，同时应高度关注中美贸易战以外的内部与外部黑天鹅事件发生；第四，加快推进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创新型转变。
樊纲：“大都市群”是未来发展特征
张玮 2019年1月6日 南方日报
“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我们没有发生大的危机，也没有出现大的衰退，中国经济发展仍极具潜力。”日前，在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办、轩鸿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问势2019”理事报告会上，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认为，中国有庞大的市场、完整的工业体系、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很多前沿产业，只要发挥好后发优势，中国长期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
樊纲还特别提及，“大都市群”是下一阶段的发展特征。“通过交通和各种便利化措施、政策的便利化，使一个区域的大中小城市互相补充，实现城市都市群的生活状态，这是用城市群的方法加速城市化的进程，里面有巨大的商机和发展机遇。”樊纲说。
“自主创新体系不是靠补贴就能实现”
樊纲从创新、消费、绿色发展、城市化等多个角度，系统阐述了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未来发展的新方向。他认为眼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既受到全球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也与中国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次“经济过热”密不可分，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依然可期。“当前的国际形势促使中国明确，只有进一步改革开放，做好自己，才能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樊纲说。
樊纲认为，下一阶段最要注意的是“自主创新、国内消费市场扩大、资源效率与清洁发展、大城市群发展、改革开放新阶段”这五大方面。“经济增长有四大要素：一是有能力的劳动力，二是物质资本，三是知识和技术，四是制度改进。尽管我们在很多领域还有落后，需要继续学习，但确实到了加快发展自主创新体系的阶段，这不是靠政府组织或政府补贴就能实现的。”樊纲说。
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马洪基金会理事唐杰认为，世界一流的创新中心都是科学和技术的完美结合，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尚需加大在科学领域的发展力度。
“城市群的发展蕴含巨大商机”
樊纲还提到，“大都市群”是下一阶段的发展特征。他说，原来的城镇化发展是发展小城镇，给小城镇敞开供地，但供给不充分、不均衡，现在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深圳最近出台新的政策提高容积率，这会使得供求趋于平衡，价格也就将趋于稳定，这不仅涉及房地产的发展，也影响城市的发展、产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
“现在中国要发展大都市群，通过交通和各种便利化措施、政策的便利化，使一个区域的大中小城市互相补充，实现城市都市群的生活状态。就像在美国纽约城市群，曼哈顿的金融精英不住在曼哈顿，住在康涅狄格州，每天通勤1小时；伦敦、东京的城市群也都是这种生活状态。”樊纲说，用城市群的方法加速城市化的进程，里面有巨大的商机、巨大的发展机遇。樊纲说，中国今后几个大都市群达到1.5亿至2亿人的规模都有可能，中间还有以省会城市为中心、3000万至5000万人口的城市群。
此外，下阶段还将进入到消费扩大阶段，一方面是近10年来，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变快，社保也开始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分期付款让年轻人敢于借钱消费，一群较为富有的人陆续退休，老年人的消费也开始升级，再加上互联网、电商等促进消费。
而绿色发展则将成为必然趋势，“这里既有挑战也有商机。”樊纲说。
深圳原市长唐杰演讲：深圳独角兽为什么比北京上海少？
张玮 2019年1月6日 深圳梦
1月6日下午，由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办，轩鸿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一年一度的问势活动——“问势2019”理事报告会在西丽湖畔的资本市场学院隆重召开。会议现场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樊纲教授发表了《国内外形势变化与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演讲，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资本市场学院副理事长、马洪基金会理事唐杰教授以“展望2019——直面困难与完成转型”为题做了精彩点评。
唐杰教授以“展望2019---直面困难与完成转型”为题做了精彩点评。他基于长期国际比较视角指出，周期与结构因素导致近来对经济大环境的悲观情绪及“三大红利”消失后的迷茫。他分析：中国经济具有鲜明的周期特征，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潜在增长率均值由5.6%提升至9.6%，至2008年进入换挡期后阶段性显著增长趋势发生改变。随后，唐杰教授从三个方面对比了美国经济的周期和结构特点：一是，两国均在经济下滑中采取了有效的逆周期操作，且我国的逆周期操作力度较大；二是，美国作为发达成熟的经济体在逆周期操作中给市场机制预留了更大的空间；三是，储蓄率下降是未来我国经济将面临的长期性问题，因此要重视与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和创造更高的投资效率等相关的结构调整。最后，唐杰教授分享了对中国经济转型及经济发展中风险防控的几点看法：第一，转型正在取得扎实的成效，完成转型尚需时间；第二，经济转型的核心是结构调整，就业是结构调整最大的障碍；第三，要高度重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定当期推动长期经济转型重大供给侧结构性转型的短长结合指导思想，同时应高度关注中美贸易战以外的内部与外部黑天鹅事件发生；第四，加快推进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创新型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唐杰教授提到刘鹤副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提到的“巴斯德象限”。唐杰说，创新制度构成国家创新体系，“巴斯德象限”中看得见的手，高度依赖于看不见的手，竞争生存是形成高效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
“巴斯德象限”以19世纪著名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名字命名，其横坐标代表着应用度高低，纵坐标代表好奇心驱动的程度。
路易斯·巴斯德主要关注食品安全等实际问题，然而，在他努力试图从牛奶中去除有害细菌时，他也同时洞见了现代生物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细菌会导致特定的疾病。路易斯·巴斯德这种由科学驱动的调查并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被认为是这类方法的例证，它弥补了“基础”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差距。
深圳梦梳理发现：2018年8月15日北京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刘鹤说，由“科”到“技”的变革加快。在20世纪我们已有大量科学积累，而21世纪是由科学到技术加速转化的时代，需求拉动使技术进步迎来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近年来，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储备已具备相当条件，接近实现突破的拐点，带动机器人产业迅速发展，机器人领域的“巴斯德象限”特征明显。
很明显，深圳正在“巴斯德象限”内。因此，唐杰教授判断：要加快从数量型向创新型转变。他说：创新不只是物质投入，创新首先是激发非物质的思想理念创新；创新不只是新产品新技术，创新来源于激励创新的新制度；创新关键是人比物重要，一流人才来看自于一流的教育和人才制度体系。
其中在现场，有参会嘉宾深圳市政协常委乐正针对深圳近年来的独角兽数量低于北京、上海，如何看？
唐杰教授回答，从如北京、上海的独角兽特质元素来看：北京主要集中在算法、上海生物医药比较突出，这两个方面都需要大科学基础研究的支撑，比如大湾区的深圳-香港、广州发表科学论文数量相加仍不低北京一半，与上海相当，而深圳正在补基础研究的短板。(可参阅文末创业家&i黑马出品《2018年中国独角兽TOP100》)
深圳梦注意到，2018年初胡润研究院发布的“独角兽指数”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120家，估值总计超3万亿元。在这份榜单上，上海“独角兽”企业有28家，在全国各城市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的54家； 杭州和深圳分列第三、第四位。总估值方面，北京排名第一，杭州13家“独角兽”的总估值超过上海28家，排名第二。
2018年3月23日上午，科技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新晋62家，共164家，总估值6284亿美元。其中北京以70家居首，上海、杭州、深圳分别为36家、17家和14家。据统计，广东共有19家独角兽企业上榜。深圳梦发现，以北京为例，今日头条，商汤科技、旷视科技、寒武纪为代表以算法及人工智能领跑。
2018年3月23日，科技部在北京发布《2017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截止2017年12月31日，中国独角兽企业共164家，总估值6284亿美元，平均估值38.3亿美元。
报告显示2017年因上市而毕业的独角兽有9家分别是：众安保险、IReader掌阅科技、趣分期、易鑫金融、融360、阅文集团、拍拍贷、分期乐和奇思科技，其中互联网金融独角兽上市6家占比较大。
本榜单中确定的中国独角兽企业标准是：
①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
②成立时间不超过十年(2007年及之后成立)；
③获得过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
④符合条件①②③，且企业估值超过(含)10亿美元的称为独角兽；
⑤符合条件①②③，且企业估值超过(含)100亿美元的称为超级独角兽。(估值以2017年12月31日前最新一轮融资为依据)
经由企业自主申报、公开数据搜集、重点高新区推荐、长城战略咨询数据库筛选、第三方机构数据支撑等方式汇总备选企业数据，经审核筛选出164家符合标准的独角兽企业。
经济学家把脉2019：“转型正取得扎实的成效”
李婷菊 2019年1月6日 晶报
1月6日下午，由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办，轩鸿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问势2019”理事报告会在西丽湖畔的资本市场学院隆重召开。500多位企业高管及投融资专家和来自研究机构的学者等参与了本次报告会。
受邀出席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教授，从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各种举措入手，总结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解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重大变化，展望了2019中国经济走向。樊纲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既受到全球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也与中国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次“经济过热”密不可分，但他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我们没有发生大的危机，也没有出现大的衰退，中国经济发展仍极具潜力。” 谈到目前的国际形势，樊纲表示：“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间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我们需要调整，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樊纲认为，贸易摩擦是一把双刃剑，但他相信中国有庞大的市场、完整的工业体系、良好的基础设施、众多前沿产业，只要发挥好后发优势，中国长期的发展前景仍一片光明。
深圳市原副市长、资本市场学院副理事长、马洪基金会理事唐杰以“展望2019——直面困难与完成转型”为题做了精彩点评。他认为，转型正在取得扎实的成效，完成转型尚需时间；经济转型的核心是结构调整；要高度重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定当期推动长期经济转型重大供给侧结构性转型的短长结合指导思想，加快推进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创新型转变。
“问势2019”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仍极具潜力
2019年1月6日 深圳晚报
1月6日，由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办，轩鸿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问势2019”理事报告会在西丽湖畔的资本市场学院隆重召开。
“问势2019”报告会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教授从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各种举措入手，总结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解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重大变化，同时展望了2019中国经济走向。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资本市场学院副理事长、马洪基金会理事唐杰教授受邀点评。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担任主持人，五百多位企业高管及投融资专家，来自研究机构的学者们等参与了本次报告会。
樊纲院长以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为背景，以其独特的视角，从创新、消费、绿色发展、城市化等多个角度出发，系统阐述了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未来发展的新方向。他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既受到全球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也与中国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次“经济过热”密不可分，但他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我们没有发生大的危机，也没有出现大的衰退，中国经济发展仍极具潜力。” 谈到目前的国际形势，樊纲认为，目前发达国家同中国之间的摩擦在加剧，整个世界经济的风险在加大，不确定性在加大，但他认为这并不一定是坏事。“中美的摩擦早晚会来，也许早来比晚来更好。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期间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态，我们需要调整，要把这件坏事变成好事，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樊纲院长认为，贸易战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只有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做好自己，才能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他相信中国有庞大的市场、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有很多前沿产业，只要发挥好后发优势，中国长期的发展前景仍一片光明！
唐杰教授以“展望2019---直面困难与完成转型”为题做了精彩点评。他基于长期国际比较视角指出，周期与结构因素导致近来对经济大环境的悲观情绪及“三大红利”消失后的迷茫。他分析：中国经济具有鲜明的周期特征，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潜在增长率均值由5.6%提升至9.6%，至2008年进入换挡期后阶段性显著增长趋势发生改变。随后，唐杰教授从三个方面对比了美国经济的周期和结构特点：一是，两国均在经济下滑中采取了有效的逆周期操作，且我国的逆周期操作力度较大；二是，美国作为发达成熟的经济体在逆周期操作中给市场机制预留了更大的空间；三是，储蓄率下降是未来我国经济将面临的长期性问题，因此要重视与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和创造更高的投资效率等相关的结构调整。最后，唐杰教授分享了对中国经济转型及经济发展中风险防控的几点看法：第一，转型正在取得扎实的成效，完成转型尚需时间；第二，经济转型的核心是结构调整，就业是结构调整最大的障碍；第三，要高度重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定当期推动长期经济转型重大供给侧结构性转型的短长结合指导思想，同时应高度关注中美贸易战以外的内部与外部黑天鹅事件发生；第四，加快推进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创新型转变。
推动新时代的改革，要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坚忍不拔的毅力，克难攻坚的能力，同时也要有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这是中国改革的需要，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的需要。世界各国在应对挑战，推动发展，创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政治环境上应加强合作，相互支持。我们坚信，在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利益和命运联系日趋紧密的时代，进一步开放的中国不仅将造福13亿多中国人民，也必将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平衡、包容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樊纲、唐杰“问势2019理事报告会”解读中国经济走向
黄凤鸣 1月6日 香港商报网讯
1月6日下午，由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办，轩鸿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问势2019”理事报告会在西丽湖畔的资本市场学院召开。
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教授从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各种举措入手，总结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解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重大变化，同时展望了2019中国经济走向。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资本市场学院副理事长、马洪基金会理事唐杰教授受邀点评。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担任主持人，五百多位企业高管及投融资专家，来自研究机构的学者们以及媒体记者代表等参与了本次报告会。
樊纲：中美摩擦早晚会来，早来比晚来好
樊纲院长以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为背景，以其独特的视角，从创新、消费、绿色发展、城市化等多个角度出发，系统阐述了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未来发展的新方向。他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既受到全球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也与中国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次“经济过热”密不可分，但他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我们没有发生大的危机，也没有出现大的衰退，中国经济发展仍极具潜力。” 谈到目前的国际形势，樊纲认为，目前发达国家同中国之间的摩擦在加剧，整个世界经济的风险在加大，不确定性在加大，但他认为这并不一定是坏事。“中美的摩擦早晚会来，也许早来比晚来更好。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期间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态，我们需要调整，要把这件坏事变成好事，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
樊纲认为，贸易战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只有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做好自己，才能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他相信中国有庞大的市场、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有很多前沿产业，只要发挥好后发优势，中国长期的发展前景仍一片光明。
唐杰：就业是结构调整最大障碍，将影响经济转型
唐杰教授以“展望2019——直面困难与完成转型”为题做了精彩点评。他基于长期国际比较视角指出，周期与结构因素导致近来对经济大环境的悲观情绪及“三大红利”消失后的迷茫。他分析：中国经济具有鲜明的周期特征，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潜在增长率均值由5.6%提升至9.6%，至2008年进入换挡期后阶段性显著增长趋势发生改变。随后，唐杰教授从三个方面对比了美国经济的周期和结构特点：一是，两国均在经济下滑中采取了有效的逆周期操作，且我国的逆周期操作力度较大；二是，美国作为发达成熟的经济体在逆周期操作中给市场机制预留了更大的空间；三是，储蓄率下降是未来我国经济将面临的长期性问题，因此要重视与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和创造更高的投资效率等相关的结构调整。最后，唐杰教授分享了对中国经济转型及经济发展中风险防控的几点看法：第一，转型正在取得扎实的成效，完成转型尚需时间；第二，经济转型的核心是结构调整，就业是结构调整最大的障碍；第三，要高度重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定当期推动长期经济转型重大供给侧结构性转型的短长结合指导思想，同时应高度关注中美贸易战以外的内部与外部黑天鹅事件发生；第四，加快推进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创新型转变。
“问势2019”理事报告会新年伊始在资本市场学院开讲
刘立庆 1月6日 中国企业网
2019年1月6日下午，由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主办，轩鸿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荣获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和资本市场学院两家单位特别支持的“问势2019”理事报告会在资本市场学院开讲。
时下，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中美贸易战对我国经济各方面都产生了不小的冲击，经济发展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在当前国际上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的大背景下，经济全球化的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中国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创新还是守旧？是共赢还是零和？
有鉴于此，“问势2019”报告会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教授从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各种举措入手，总结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解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重大变化，同时展望了2019中国经济走向。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资本市场学院副理事长、马洪基金会理事唐杰教授受邀点评。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担任主持人，五百多位企业高管及投融资专家，来自研究机构的学者们以及媒体记者代表等参与了本次报告会。
轩鸿集团董事长肖建海首先代表会议主办方致辞，他表示，在全球经济局势复杂多变的2018年，轩鸿集团继续在“城市价值投资运营商”的战略定位下与更多优质伙伴达成战略合作。此次和马洪基金会联合举办“问势2019”理事报告会，我们将聆听到樊纲教授的深入解读和唐杰先生的专业点评，相信会为大家提供2019年中国经济走向的新思路。
演讲：樊纲院长以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为背景，以其独特的视角，从创新、消费、绿色发展、城市化等多个角度出发，系统阐述了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未来发展的新方向。他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既受到全球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也与中国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次“经济过热”密不可分，但他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我们没有发生大的危机，也没有出现大的衰退，中国经济发展仍极具潜力。”
谈到目前的国际形势，樊纲认为，目前发达国家同中国之间的摩擦在加剧，整个世界经济的风险在加大，不确定性在加大，但他认为这并不一定是坏事。“中美的摩擦早晚会来，也许早来比晚来更好。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期间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态，我们需要调整，要把这件坏事变成好事，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樊纲院长认为，贸易战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只有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做好自己，才能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他相信中国有庞大的市场、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有很多前沿产业，只要发挥好后发优势，中国长期的发展前景仍一片光明！
点评：唐杰教授以“展望2019---直面困难与完成转型”为题做了精彩点评。他基于长期国际比较视角指出，周期与结构因素导致近来对经济大环境的悲观情绪及“三大红利”消失后的迷茫。他分析：中国经济具有鲜明的周期特征，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潜在增长率均值由5.6%提升至9.6%，至2008年进入换挡期后阶段性显著增长趋势发生改变。随后，唐杰教授从三个方面对比了美国经济的周期和结构特点：一是，两国均在经济下滑中采取了有效的逆周期操作，且我国的逆周期操作力度较大；二是，美国作为发达成熟的经济体在逆周期操作中给市场机制预留了更大的空间；三是，储蓄率下降是未来我国经济将面临的长期性问题，因此要重视与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和创造更高的投资效率等相关的结构调整。最后，唐杰教授分享了对中国经济转型及经济发展中风险防控的几点看法：第一，转型正在取得扎实的成效，完成转型尚需时间；第二，经济转型的核心是结构调整，就业是结构调整最大的障碍；第三，要高度重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定当期推动长期经济转型重大供给侧结构性转型的短长结合指导思想，同时应高度关注中美贸易战以外的内部与外部黑天鹅事件发生；第四，加快推进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创新型转变。
互动环节，现场气氛热烈，深圳市政协常委乐正先生和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霍泉等嘉宾纷纷向两位主讲嘉宾提问，樊纲院长和唐杰教授均做了精彩的回复。
推动新时代的改革，要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坚忍不拔的毅力，克难攻坚的能力，同时也要有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这是中国改革的需要，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的需要。世界各国在应对挑战，推动发展，创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政治环境上应加强合作，相互支持。我们坚信，在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利益和命运联系日趋紧密的时代，进一步开放的中国不仅将造福13亿多中国人民，也必将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平衡、包容的可持续发展之路。2019，我们期待更美好的未来！
专家：深圳是全球创新中心，集中技术也需集中科学
张小玲 南都•深圳大事件 1月20日
中国下一阶段发展是大都市群的发展，深圳最近也出台新的政策大大提高容积率，将使得供求趋于平衡，价格趋于稳定，涉及城市发展、还涉及房地产趋势发展。在今日举行的“问势2019”理事报告会上，与会专家认为深圳虽是全球创新中心，但仍有集中技术但不集中科学的问题。
深圳提高容积率将使供求趋于平衡
由马洪基金会主办，轩鸿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问势2019”理事报告会今日举行，与会专家对2019年的经济形势作了分析和展望。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认为，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也是中产阶级的成长提出的要求，更多的企业需要利用新的方式转型升级。
樊纲提到，下一阶段的发展特征是大都市群的发展。“原来的城镇化发展是发展小城镇，给小城镇敞开供地，小城市盖了房子人走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但是供给不充分、不均衡。”樊纲说，2015年、2016年以来的房市波动、楼市波动、两级分化确实认识到这个问题。深圳最近也出台新的政策提高容积率，这会使得供求趋于平衡，供求趋于平衡价格趋于稳定，不仅涉及到城市的发展、产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还涉及到房地产趋势的发展。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资本市场学院副理事长唐杰则认为现在的经济形势是投资率还很高、储蓄率下降了，而且房地产市场很脆弱。
3+N的城市群模式已显示
“现在中国要发展大城市群，通过交通和各种便利化措施、政策的便利化，使一个区域的大中小城市互相补充，实现城市都市群的生活状态。”樊纲举例，就像美国纽约城市群，曼哈顿的金融精英不住在曼哈顿，住在康乃狄克州，每天通勤一小时。伦敦、东京都是这种生活状态，大城市群的发展总是有边界的，用城市群的方法加速城市化的进程，里面有巨大的商机、巨大的发展机遇。
樊纲认为，中国今后几个大城市群包括珠三角、长三角1.5亿到2亿人的规模都有可能，中间还有以省会城市为中心3000万到5000万的城市群，3+N的城市群模式已经显示出来。
谈到创新，唐杰则提到深圳是全球创新中心，如果说创新由科学和技术构成的，那深圳和香港是落后的，因为集中的是技术但不集中科学。“世界一流的创新中心都是科学和技术的完美结合，比如纽约是华尔街所在，也是是重大的科学发现、科学来源地，包括伦敦巴黎等。”唐杰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最欠缺的是科学。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学地位在国内排名第三，技术和科学合计10万件，只相当于长三角的一半，也是北京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