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盘点深圳改革
深圳改革的两个阶段
深圳大学魏达志教授指出，根据学术界关于深圳改革发展阶段划分的观点，从1980年建市到1994年是深圳改革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深圳改革毫无疑问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深圳在这一阶段的领先地位基本是不存在争议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在国内没有任何先行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按照邓小平同志在1991年巡视深圳时讲的话来说就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在这一阶段里，深圳的改革做了不少违规、违法、甚至违宪的事,但是事实证明深圳当初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深圳在这一阶段的改革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94年至今则是深圳改革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时期里，随着改革的深化，国内其他地方均不同程度地开始遇到了明显的改革阻力。这一阶段的深圳改革虽然依然走在全国前列,但已经是难以独善其身，同样遇到了更大的改革阻力。
魏达志认为，深圳前面十来年的改革是辉煌的，是激动人心的，但是1994年以后，深圳就很少再推出重大的改革了。当前深圳虽然推出了很多改革举措，但是真正的改革攻坚战还没有开始，现在的改革举措都是在边沿地带打外围战。
深圳改革成功的方面
敖建南提出,改革不是说都得要大要快，要独树一帜，在细化领域里的改革也很重要。比如在教育、行政管理、户籍制度、社区治理、城市规划、文化方面的改革。例如户籍政策改革方面，深圳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在全国来说，深圳在户籍政策方面是最公平最容易的。深圳制定了明确的规则程序，让民众可以按照步骤依法申请入户。
魏达志提出，虽然改革大环境不好，但深圳在土地制度改革，用工制度改革，外汇调剂改革，企业体制改革，人事体制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口岸体制改革、工商管理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公车改革，社会组织包括低碳经济改革，社区股份制改革等方面均有所举措。魏达志认为，深圳人的改革意识还是很强的。
郭万达提出，深圳现在正在摸索改革方法，并且在以下三个方面都已经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第一个是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第二个是公务员用车制度改革，第三个是前海的金融创新改革。
深圳改革的不足之处
社会组织管理改革方面
方宏提出，因为相关制度、管理没有跟上发展,现在有几十家公益基金在推进工作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很多阻力，以至于现在很多公益组织游走在灰色地带，甚至是不合乎法规的。公益组织实际上是想依法注册登记的，是现在的审批制度和审批透明度使得公益组织难以通过审批,导致部分公益组织只能先开展工作，之后才争取依法登记。
司法制度改革方面
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方宏指出，三十年时间里，司法制度不仅没有进步，严格讲应该是大大倒退。
方宏指出，司法制度的公平正义是让社会每一位成员感到安心的前提。这些年发生的很多严重挑战公平正义的事件让社会更加明白建立和捍卫公平正义这一底线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公平正义，则所有的改革都是没有意义的。当我们的财产没有办法得到法律保护的时候，没有人会感到安全。
土地制度改革方面
魏达志提出，在政府和市场的博弈当中，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变了味。由于此项改革内容对政府有利，所以迅速蔓延到了全国，但到后来就变了味。因为监管的不到位，土地也成为了滋生腐败的温床。现在对于政府而言，土地的现实意义太大，几乎成为了政府财政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一度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对土地的高度依赖,使经济丧失了更长久的增长动力。
财税体制改革方面
魏达志指出，深圳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推出的税收优惠政策是一项非常好的改革，但是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认为已经养了这么多年的市场，现在应该把政策收回去。实际上，深圳实行这项政策这么多年以来，培育了千千万万非常好的民营企业和名牌企业。如果没有这个放水养鱼的过程，深圳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这项政策在深圳试行得很好，是应该向全国推广的。
魏达志认为，如果政府能够在税收上每年让出几个百分点，这些年就不会出现所谓的经济低迷。假定政府将所得税的十个点返给企业，很多中小企业根本就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因为它不需要融资了。一定程度上，经济低迷是由繁重的制度成本造成的，不合理的制度大幅提高了社会成本。
魏达志指出，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大好背景下,深圳应该是能够创造出一些改革亮点的，真正的攻坚战还没有开始，我们期待深圳在新一轮的改革攻坚战中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
二、深圳改革的价值观
改革的价值观
李津逵指出，放眼于全国，大家对由深圳改革带来的美好生活是一致认同的，但同时应该看到现在深圳改革的花架子有点多，真的改革实际上还是不够。深圳应当承担起应有的历史责任感，在全国的改革进程中继续当领头羊，而且深圳必须要强调为谁而改革的问题，这关乎改革的价值观。速度快叫做马快，质量好叫做车好，马快车好固然重要，但如果价值观出现重大问题，那马快车好可能导致更不好的结果。因此深圳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不能为了漂亮的数据而改革，也不能为了贯彻落实、应付别人的督促而改革，而要匡正改革价值观，明确为谁而改的价值观，并且树立起不同阶段的目标，最后才是稳步推进改革。
郭万达指出，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体现出我们的价值观，改革的价值观就是为谁改革、为何改革。从市民的角度来讲，如果不改革政府的公共权力，所有的小市民的生活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为谁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深圳不能为改革而改革，改革一定是与民生服务有关的，一定是与老百姓普遍关心的公共服务有关的，因此，首先要在政府内部推行改革。改革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问题就是是否有必要争第一。郭万达认为，深圳有必要争取成为第一，因为深圳毕竟是一个特区，在全国改革进程中负有作出示范的责任。
茹春华认为，所谓“改革思维”的改革就是改变我们的改革思维。把改革的思维从“结果（利益）导向”向“程序（制度）导向”转变。以前所有的改革基本都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是按照预先设计好的结果去推进的，但最终许多方面的改革并没有达成预期的成效，也让改革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这是因为程序有问题。
深圳应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排头兵
十八大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推进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李津逵认为，深圳不应该以成为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最高GDP的地方为目标，而是应该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继续争取成为领头羊，实现人大、司法和财政等各部门各尽其职，社区、教育、文化等领域以法制社会和文明城市为发展方向，这才应该是深圳的目标。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圳不能过度依赖来自顶层的推动，因为相比于其他城市，深圳具备更多先行一步的条件，因此深圳要更主动地去摸索出改革的方法论。
要防止改革焦虑症
黄发玉认为，深圳要克服改革焦虑症，不能一味重视数量，而要转向重视改革质量，不能因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没有提及经济特区和深圳，就觉得深圳是不是会被边缘化，因此实行一些改革举措来显示特区的存在和重要性。深圳在现阶段要在抓住核心关键问题和难点问题的基础上去推动改革。
三、深圳改革的方法论
深圳改革的方法论
深圳改革必然涉及到改革方法论的问题，第一个则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方法论问题。郭万达认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都是很重要的。深圳只有获得了来自顶层的支持和社会的认可，改革才能更具深度和力度。第二个则是开门与关门的方法论问题。开门很重要，但是有些时候关门也很重要，因为如果只有开门，相关利益集团必然会加以阻挠，为改革带来更多的阻力。所以，开门问改革是必需的，但决策拍板时，闭门也是必需的。
改革要聚民情聚民意聚民智聚民力
李津逵引用了二十年前李罗力的观点提出，在过去深圳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未来二十年深圳能不能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公民社会，关键不在于党和政府，关键在于我们的民间。
李津逵认为，深圳现在需要做的是把民间的意愿整合起来，进行系统化，然后把它表达出来，达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实现上下结合的纵向民主。政府与民间都应该学习讨论，学习表达与接纳不同意见和诉求，学习争取，学习妥协，学习契约。只有这样的社会才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性。这样的理性社会和民间，才有资格去要求我们的政府变得更文明、更现代、更民主、更公平正义。
黄发玉认为，所谓的改革动力来自于上层和下层。所谓上层改革的改革动力来源于危机感，而下层改革动力则来源于老百姓对现存运行制度的不满。所以改革的动力是同时来源于上层和下层，但是到现在为止改革都仍是由上层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来自基层的动力还很少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深圳改革要充分利用好自己的立法权
盛鸣认为，如果深圳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立法权，加快各项制度建设方面的立法工作，那么深圳的改革前景是一片光明的，但这个实现的过程将比较漫长。
要实现改革与开放的进一步运动
在改革与开放两者的关系论述上，魏达志提出，深圳要增强实现改革与开放的互动，建立开放性的经济体系与制度，进一步摸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四、深圳改革的具体目标
要进一步给企业和市场减税让利
谈到改革具体目标时，魏达志表示深圳第一要尽快实现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大幅度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利益关系，大幅度让利民生幸福。
要实现立法制度的改革
魏达志提出，深圳在国际化进程当中要实现立法的突破，加快推进深港合作的法律衔接工作。
要推进财政预算改革
郭万达认为，财政预算公开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设，深圳应该加快财政预算公开改革。在预算公开制度的约束下，政府很多行为受到制约，很多权力寻租的事可能就不太容易出现。
要进一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吴海宁指出，深圳应充分利用民政部给予深圳特殊的政策，在社会组织登记上采用核准制，切实地放开社会组织的登记，促进社会活力。
要在空间生产和土地方面做有价值的改革
黄伟文认为，深圳应该在空间生产，土地等方面推进有价值的改革，而许多人正是忽略了在空间利益分配上的公平性或者正义。
本文是马洪基金会于
2014年8月2日举办的第一期改革沙龙“我们眼中的深圳改革”
综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