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四十载东方风来满眼春，新时代南海潮头又春风。从经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深圳改革发展掀开历史新篇章，充分发挥了改革开放试验田、窗口、排头兵和示范区的作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顺应特区改革开放的大潮，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也以激扬民智、监督政府、推动改革为己任，在促进政务公开、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为了进一步弘扬新时代奋斗精神，展示新时代下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的智者风采，我会于2020年8月8日在银湖CDI大厦101会议室召开以“新时代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为主题的研讨会，通过智库百人会专项小组，从不同行业、不同角度发言，梳理总结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实践经验、理论成果和精神财富，为深圳今后如何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如何继续做好排头兵，如何发挥先行示范区的作用建言献策，共同推动深圳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中展示新担当、展现新作为，共同见证深圳成为先行示范的创新型城市。
现将新时代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研讨会主要嘉宾发言内容进行整理汇编，以飨读者；本刊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马洪基金会立场。
□主讲嘉宾
深圳市委原书记兼市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厉有为——
改革开放再出发，
我们能不能从战略上有新的突破？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马洪基金会开这个研讨会，并且让我致辞，这样我就无法推辞了。
我们非常怀念马洪同志，特别是在深圳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他对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充满了热情并给予了很大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李灏书记的领导下，策划建立了以马洪为中心的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这对深圳的改革开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也感谢马洪基金会的同志们传承马洪同志的精神，继续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深圳的改革开放不懈奋斗。今天，作为深圳的一个老同志，我对诸位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感谢！
我今天想提出来三个问题和大家讨论：
第一、全国改革开放为什么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4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无论是深圳还是全国，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认为主要有三大战略性、全局性的突破。
深圳的突破可以说有几百项，或者说上千项，但是最根本的、战略性、全局性的突破我认为起码有这么三项：
一是突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
二是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理念。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三大特征之一这个基本理念也被我们突破了，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个时候说什么市场经济姓“资”，小平同志第二次南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都是手段，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
三是构建了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正确处理好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关系，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成长起来一大批民有企业、民有产业，成长起来一大批民有企业家。
这三点是根本性的、战略性的、全局性的三个突破，没有这三个突破也就没有我们国家的今天，也没有深圳的今天。由于这三个突破，我们的经济总量现在才发展成GDP占世界第二位的地位。
民营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的民营经济对外贸易占45%，税收占50%、GDP占60%，技术创新占70%，职工就业占80%，企业数量占90%，这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全国大致都承认的五六七八九。就我们深圳的情况看，恐怕没人调查这个数字，希望罗力，中国开发研究院也可以研究一下我们深圳的数字，我相信我们深圳的民营经济占比数字比全国的数字要高得多。
这种转变是一种什么转变？是一种经济基础的转变。几乎有100%的国有转变成这么大比例、这么大能量的民有经济，这是经济基础的转变。当然了，经济基础的转变还有其它方面，这个是主要方面。
所以现在问题就提出来了，我们经济基础已经变了，上层建筑要不要随着经济基础改变而改变，现在有三种情况：
1、改变上层建筑来适应我们现在的经济基础，进行上层建筑的改革。
2、改变经济基础，来适应现在的上层建筑，就是把我们现在这么高比例的民营经济再改回来。
3、谁都不改变，上层建筑不变，现在的经济基础也不变，咱们搞一个“双轨制”。
我们现在国家面临重要的大考就是三者必选其一，我们现在就站在三岔路口，往哪条路上走？这是给大家提出来的要思考、要研究的重大课题，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必须要面对、要解决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选择好了，我们再出发就会继续改革开放，国富民强，选择错了可能走回头路。
第二、公有制姓“社”，私有制姓“资”，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突破。
私有经济是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我刚才说全国的私有经济这么大的比例、这么大的贡献，它是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现在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大家都清楚，深圳的华为是谁的经济基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什么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压它？它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美国为什么这么打压它？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可是我们的上层建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你们回去看看《宪法》第六条是怎么写的，现在就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还有，私有财产是不是和公共财产一样都神圣不可侵犯？这个问题也应该回答。
我们现在的私营老板、民营企业家为什么往外跑？为什么钱往外转移？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学的教授报告说，私营老板现在的心态：需要我们是不得已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的神圣使命。是这个心态，你说他能安心投入、安心在中国发展吗？
还有人在《糊涂的三十年》中说，前30消灭了资产阶级；后30年又培养了一个资产阶级。前三十年消灭了剝削；后三十年到处都是剝削。如果按照我们以前的理论看无可挑剔，若按照现在的实践和现实看，这个话对不对？就该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要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统一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来。
第三、关于劳动创价值问题。
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几乎学习的都是劳动创造价值。但是我们要问一下，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符不符合实践？今天是大胆的问一下，向诸位学者、教授、专家来问一下，符不符合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认为通过国内外、历史上和现在的实践告诉我们，劳动必须与资本结合才能创造价值，无一例外。劳动离开资本是无法创造价值的，不要说创造价值，就连劳动本身都实现不了，不管是具体劳动还是抽象劳动，不管是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都是如此。
现在的问题又提出来，如果是劳动必须和资本结合才能创造价值的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劳动和资本是什么关系？工人阶层和资产阶层是什么关系？是不是相互依存、和合共生、和谐共处的关系？还是你死我活、有我没你的阶级斗争关系？问题就摆在这里，以往的阶级斗争理论应该走向何方？
以上三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是我党、我国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基础理论和战略性的问题。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再出发，能不能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在战略性的问题上有新的战略性突破。希望寄托在综合开发研究院和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的同志们身上，给中央决策做好参谋。
现在我们国家国际压力增大，用孙立平教授的话说，是四面埋伏、八面楚歌。我认为中国不怕任何外部压力，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用战略思维解决关键性的问题。所以希望在座的学者教授能为我们党和国家出力，在解决这些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上使中国继续前进，使深圳的先行示范区示范得更顺利，再出发就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智者马敬仁——
政府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是我国深度改革开放的火车头—深圳特区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
厉有为先生讲的三个问题我非常赞同，深圳需要沿着厉书记所讲的方向继续前行。
我见证了深圳先行先试
我是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的学者、观察者，是恢复高考后政治学专业行政管理方向（当时国内还没有此专业）全国第一届硕士研究生（1982级），比较早的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行政体制机制改革的观察和研究，1994年从吉林大学来深圳的时候，很多人都怀疑我的动机，因为人们习惯上认为深圳是“找钱”的地方，不是“做学问”的地方。其实，那个时候的长春乃至整个东北的许多方面在全国都是领先的，但我和吉林大学青年教师改革与现代化研究会的同事已经意识到长春乃至东北的改革开放越来越难，因为计划体制的根基非常深厚，几乎无法撼动，和几个要好的师长和同事交流后决定来深圳发展我的专业，持续探索改革与行政管理现代化问题。来深不久就参加了市人事局人事和人力资源管理规范化建设，即人事、人力资源从业者（开始主要是科处级）上岗证培训，接着参与了公务员制度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如录用考试、岗位规范、职位分类、薪酬福利、退职退休直到后来的职业化改革（再后来就是公检法职业化改革），目标是把公务员做成一种职业，而不再是一种特权，把一个特殊的管理阶层变成服务性的职业群体。1997年香港回归后又参与了学习并践行香港、新加坡经验方面的一些改革开放措施（市第五批香港班学员），如国企改革中的淡马锡模式、民营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扶持政策以及为了适应加入WTO以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基层自治（如大鹏镇的“两推一选”等）等方面的改革，直到参与加入WTO以后中编办在深圳试点的大部制改革，深圳的改革开始进入了“深水区”，同时改革开放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如大部制改革、科技行政体制、公共卫生（应对SARS）体制改革、应急管理创建、旧村改造（渔民村）、总规修编、八大新城建设、新区设置、一级政府三级管理、纪检监察审计三合一改革、改革创新促进条例、21条改革措施、前海条例、三化一平台、商事登记改革等，见证了深圳先行先试的前进步伐。
我来深26年，见证和参与了深圳40年体制机制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亲自体验了厉书记以来几届班子和来深建设者为深圳、为全国、为世界探索和践行的特区改革开放之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深圳特区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每一步都可以印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
第一个十年——摸索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代化道路
从全国和深圳特区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来说，第一个10年，国家叫“启动现代化”的十年，也就是早期厉书记讲的，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开始，找到了“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邓小平语）这条中国特色的道路，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经济为中心，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深圳作为这一思路的试验田，在这十年中由一个“小渔村”成长为一个经济特区，为大中国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代化道路（早期的改革措施略）。
第二个十年——市场经济“杀出一条血路”
第二个十年（大约）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政治稳定和法制建设。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没有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任务是无法实现的。深圳在这十年中，以中央在稳定中求发展、以邓小平同志 “南方讲话”等精神为指标，大胆创新、大胆实验，在宏观调控、职能转变、市场监管等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积极探索，初步建设了特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开始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系统化转换，为大中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杀出一条血路”来。
第三个十年——五位一体的发展思路
第三个十年（大约）中国内政治与社会发展的焦点是社会公平问题，在WTO框架内和全球化的视野下探讨新时期现代化（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后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子、新模式。中央及时并有计划地提出了“五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发展思路，强调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整体发展，同时适应国际化和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全面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社会管理体制和政府管理模式的系统转型，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领域，加快了公用事业、公共事业、环境保护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建设，并着力缩小城乡、地域、收入等方面的差别，把社会公平和共享现代化的成果真正提上发展日程。深圳在这十年中，以加入WTO为契机，在探索国际化城市建设、理顺党政关系、大部制改革、服务型政府（包括理念、体制、模式和运行机制等）建设、非政府组织建设、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实验，为探索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四个十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第四个十年（大约），随着中国国际国内政治压力的不断加大，基于外力驱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通过内部挖潜培育内在发展的动力，包括价值层面和体制机制问题，行政改革以全面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大部制改革，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加大政务公开和电子政府建设力度，简政放权，制约权力，反腐倡廉，统一市场，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和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重新定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深圳特区在最近的十年中，不失时机的开始扩大微改革、微创新的范围，加大以高新科技为主体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内驱力的培育和投入，根据大环境和国务院大部制等改革要求，结合大湾区建设的实际需要，深圳以市区体制调整、行政执法机制完善、营商环境优化、广域（跨行政区）行政协调、公共安全体系、基层治理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等为具体抓手，围绕社会、城市和经济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探索。
从未来学的视角来看，今后的几十年，随着我国“基本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或称“后现代化”阶段），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政府管理全面转型的攻坚阶段。在这个阶段，基于全社会的整体转型、民主法治建设、区域综合协调发展、广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和广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将成为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
从中国政府自身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开放的40年，是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制型政府”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服务型政府”转换的40年，而深圳特区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先行先试”的窗口、试验田及领军作用，为广东乃至全国的行政改革和行政发展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新思路，探索出一条条的新路子。当然，深圳特区的改革开放事业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而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围绕着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扫清道路而展开的，随着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自身也必须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就是说，特区的改革实践表明，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总是亦步亦趋的。深圳特区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全面转型的完成，“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也率先提上议事日程，建设一个基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服务型政府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行政发展的基本目标。当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前30年我们在经济领域里杀出了“一条血路”来，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近十年来我们又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而在今后几十年里，我们更加需要在公共领域中杀出“一条血路”来，通过导入竞争机制，构建公共物品市场体系，实现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建立适应未来社会和市场经济纵深发展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治理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依然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优先发展领域。
当然，我们也不要回避深圳自身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市区街社等市政体制改革需要扁平化、高效化，政企关系、政事关系、政社关系等需要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理顺和调整，不同程度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需要彻底剔除，公职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需要激励和激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推广需要加大力度，市民参与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渠道和桥梁需要拓展和搭建……，但这些问题属于成长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一般说来，改革开放中产生的问题一定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加以解决。展望未来，要发扬深圳改革开放40年的优良传统，锐意改革创新，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汲取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先锋城市的先进管理经验，全面对标国际著名湾区城市，再展雄风，在深化开放改革过程中走出一条充满中国智慧的新路子，精耕细作，让深圳的每一寸土地都饱含深圳人的智慧，让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饱含中国人的智慧。
深圳市博雅文化研究基金会理事长、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智者段建仁——
宽容批评，博采民智，
用“开放”推动深圳持续改革发展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深圳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成果。回望深圳崛起的历史，从偏居南海的一个小镇发展到今天跻身中国四大顶级城市之列，这个在成立特区时估计谁也没有料到的结果，有太多的经验值得总结。
四十年来，仅仅是中央级的媒体，就已经多次组团对深圳的经验进行过采访和报道，更无法统计全国各地前来深圳考察交流的访问团、参观团有多少个，从而把深圳的经验和做法带回去，对促进当地的改革开放起到了怎样积极的作用。
我觉得深圳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要更加坚定的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改革开放”本身是两个词汇，而最要紧的，则是“开放”。深圳特区的成功，是从打破在“人事权”上原有的束缚开始的，并同时启动了“人员流动”、“管理放权”、“薪酬改革”等一系列开放措施之后才得以破茧而出、成就辉煌的，这一切，都来源自“开放”。
深圳四十年的历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有或者是在有些迷茫的时候，深圳的发展都体现了坚持“开放”的初衷毫不动摇。
那么在庆祝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的时候，要总结的地方很多，如何在新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继续书写深圳特区新的辉煌？
我提如下三点建议：
第一、深圳应该更加重视对新思想、新观念的研究，应该更广泛的听取社会各界、各方面对深圳建设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不单单是能够听取深圳各界的建议和意见，更能够听取国内以及国外对深圳发展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
特别是希望深圳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
“开放”是深圳成功的源头，而在“开放”中，最重要的是“思想的开放”、“观念的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思想观念”的开放仍然是深圳走向未来的关键因素。
深圳四十年来取得的成绩非常耀眼夺目，而要在现在的基础上进一步保持和发展业已领先的位置，在粤港澳大湾区和建成先行示范区的大目标下，必然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问题，在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的过程中，会有多种的考量，提出不同的路径和方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深圳一定应该更多的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和意见，使得方案的遴选和最终的决策的更为优化完善。
以2002年曾发表过的长篇网文《深圳，您被谁抛弃？》为例，如果放到今天，是否还能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热议，并被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从而在推动深圳的转型和发展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特别是如何看待对深圳发展中的一些措施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反对的意见？这里绝大多数都是善意的批评，可能也有发言者急迫的心情溢于言表，会有些激烈的用词。但只要确实是为深圳着想，为深圳的发展出谋划策，文字激扬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例如，前些年对深圳打造的“灯光秀”，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类似这样的意见都是完全应该被允许探讨的，而不应该被屏蔽和删除。在探讨和辩论的过程中，能够使得不同的意见能够得到更好的表达，新的改革举措更能够取得深圳全社会的理解与共识。
第二、深圳应该更加重视民间智库的作用，努力发挥民间智慧对深圳建设的积极作用。
我们浏览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会发现一个只有在网络世界才会有的现象，即俗称“神评论”或者“神回复”，就是在对某一新闻事件众多的跟帖、吐槽中，总有一两个精准独到的概括或评论，远比专家学者的点评好多了，不得不令人击节赞叹。
这个例子是“民智”的一种反映，一定是在大众群体中精选出来，尽管微小，却有智慧，如果能把群体中的“小智”汇集起来，就会超过“三个臭皮匠”的建议了。
搜集民智的办法当然不能靠搜索互联网，而是可以通过对民间智库和社会组织的意见征询的方式去实现。截止2020年6月底，深圳市区两级共有社会组织10906家，如何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在建设深圳中的积极作用，听取以“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为代表的民间智库的“民智”，应该对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深圳应率先建立与民间便捷流畅的沟通渠道，充分吸纳社会对深圳发展的建设性意见，政府与民间携手共创未来。
深圳政府应当指定有关部门作为与社会沟通的桥梁，比如“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在“决咨委”设立专门的处室，建立与深圳民间的联络机制和沟通渠道，随时把有价值的建议意见整理后上报政府。
这种沟通机制应该是多渠道的，不仅限于“决咨委”，像社会组织管理局、各行业协会联合党委、深圳的媒体等等，都是政府与民间相互沟通的通道。
在这些通道的日常多重交往中，既有政府的主动征集，也有民间的主动报送。希望在保持双向互动的紧密联系中，进一步拓宽民间智慧的吸纳广度和力度，这也促使全社会营造一个更为开放的氛围，形成政府与社会良性循环的格局，对深圳持续保持“先行先试”的“排头兵”地位大有裨益。
所以我非常希望深圳能在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积极主动的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批评的意见，像我们深圳“十大观念”中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那样，“鼓励参与、宽容批评”，能够容纳各种意见，敞开胸怀听取各方面的建议，从而更好的“海纳百川、博采民智”，用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行动，把深圳的改革开放推向更高的境界，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湾谷博览平台总构架师、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智者魏建华——
深圳应继续当好新时代改革开放排头兵
---再造海上和空中新深圳的建议
一、 提案背景：总结历史规律与当前形式分析
1）1979-2019 年深圳与香港 GDP 对比
深圳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GDP 从 1979 年的 1.96 亿元到 2019 年的2.69 万亿元，四十年增长近 1.37 万倍。1979 年香港 GDP 大约是深圳的 170 倍，当时香港是 225.26 亿美元，美元对人民币汇率 1.4962。2019 年香港 GDP 是 2.53 万亿,四十年增长了 75 倍。深圳 GDP 在过去四十年以平均快 170 倍的速度超过香港，深圳经济特区也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2019 年深圳 GDP 距离全球排名第一的纽约还有 4.5 倍距离，深圳未来四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对标的目标应该是国际头部大都市，以及创新发展能力领先的全球几大湾区城市群。
2）2020 年涌现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 2020 年初爆发，迅速席卷全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统计和预测报告数据显示，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出现了很多以前没有预计到的新情况，突然打乱了全球经济发展原有的节奏和秩序，深圳同样受到疫情的严峻挑战。目前疫情防控已经成为了新常态，在开展各项经济建设活动时，不得不把疫情影响作为一项考虑的因素。
同时，2020 年在国际航天领域也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历史性事件，一个是日本太空采矿飞船隼鸟 2号即将于2020年底返回地球；另一个是 2020年8月7日前，美国 SpaceX 公司接连发射十批累计 595 颗低轨小卫星，计划发射 12000 颗卫星，在整个地球上空组建 StarLink卫星互联网，有人把卫星互联网称作 6G。此事件迅速引爆卫星互联网产业的兴起，大家对互联网比较熟悉，互联网曾经迅速跨界发展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改变了很多传统行业的商业模式。现在地球卫星互联网来了，预计同样会对仍然按原来惯性发展的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
2020年出现的新挑战，和以往出现的都不一样，来得即快速又猛烈，而且对当前和未来的影响深远。为此，在新挑战涌现情况下，我们需要对原有的发展规划重新思考，重新构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多个环节，调整发展思路和模式，以适应未来的发展。新形式让我们慢下来去思考，重新翻阅历史，试图从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规律中找寻能够以史为鉴的发展思路。
3）深圳未来发展：以史为鉴的新思考
纵观世界千年文明发展史，可以看到四大文明古国曾经的兴旺，主要靠该国以陆地为主古代科技与生产力的领先；后来大英帝国的强大，是以陆地+海洋科技与生产力的发达；接着美国的昌盛，则是陆地+海洋+空间科技与生产力的腾飞。根据以上特征归纳总结出人类文明史发展趋势来推演，深圳要继续当好中国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未来有巨大潜力可发展的领域应该是海洋和空间。当前支持深圳可持续发展的土地资源已经不多了，即便扩展了深汕特区飞地，但可供深圳开发利用的土地仍然是有限的，而向海洋、向天空寻求新资源和新发展，会有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2019 年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在深圳开幕，揭示了深圳这几年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始了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2020 年 5 月深圳市政府和民航中南管理局签署低空通用航空领域合作备忘录，拉开了深圳发展低空经济的序幕。深圳大力发展海洋和低空经济，是非常有远见卓识的发展战略，发力这两个领域，理论上是有可能再造出万亿级 GDP 规模“海上和空中深圳经济特区”来的。深圳实际上已经走在争当中国改革开放海上与空中排头兵的路上了。要当好海空经济建设的排头兵，深圳还需要在海空领域发展出一些标志性建设来，形成对全国乃至全球海空经济发展的引领，为此给出以下两点标志性建设建议，供参考。
二、 提案内容
建议一：发射“深海号”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专属卫星，组建全球海洋经济发展卫星大数据服务网。
深圳是临海城市，拥有 260.5+50.9（深汕特区）公里的海岸线，海洋是不可多得的自然资源，在以前的经济建设中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 2019 年 8 月国务院批复支 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明确表示鼓励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海洋发展已经上了国家战略版图，深圳需要面向未来，积聚改革开放四十年打下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创新体系，肩负起国家使命，为中国海上资源共享和城市服务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五个重点领域规划：海洋经济产业、科技创新、文化生态、综合管理、全球治理总体 来说是比较系统、科学的，其中主办海洋经济博览会，筹建海洋大学，建设深圳海洋博物馆等是亮点。这些亮点对深圳树立海洋中心城市品牌很有帮助。如果打造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成为世界品牌，还须构建出让全球发展海洋经济的国 家对深圳有相当程度依赖的海洋中心城市功能。例如，以前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只有 GPS，世界各国经济现代化发展都需要向美国申请 GPS 服务，美国自然而然成了全球卫星定位的引领中心。深圳可以借鉴这种成功模式塑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品牌，建议深圳可以发射“深海号”卫星系列，组建全球海洋经济发展专用卫星与大数据服务网，卫星上搭载多种遥感、雷达仪器，为全球海上船舶、平台、岛礁、飞机等提供海洋经济卫星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综合服务，满足国内外发展海洋经济的各种海上活动刚需，如：
l 船舶安全与经济航线卫星导航（根据气象、洋流，动态规划最省油、最安全航线，构建“海上高德地图导 航”），动态 3D 海洋气象预报与恶劣海洋气候规避和 撤离航线规划；
l 遇难船舶紧急卫星精准定位与短报文通讯呼救，逃生艇、救生圈应急求救与漂移轨迹卫星追踪、海上智能 搜救卫星定位导航、沉船存活生命特征求救与发现；
l 海上能源开采平台与船舶溢油、排污，以及填海、海洋养殖污染卫星监控与海上综合智能执法；
l 近海资源卫星探测，卫星大数据地图绘制（海洋、近海、海岸产业地图）；
l 卫星远洋数据采集与鱼群智能预测、渔船捕捞航线智能规划；
l 船舶故障零部件卫星通讯远程监控、诊断和最安全与最经济性价比智能维修规划；
l 智慧集装箱货物卫星追踪、基于卫星通讯技术的全球海上货运供应链金融、货物风险预警等。
建议发射 36 颗低轨“深海号”小卫星进行组网，实现地球全覆盖。同时在深圳地面建立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卫星大数据服务中心，数据中心集成“深海号”卫星、“深圳星”高通量卫星、北斗卫星、气象卫星、遥感卫星、科学试验卫星等国内外多种卫星大数据，协同为全球海上活动提供综合卫星大数据服务：如气象、通讯、导航、科考、监测、防灾、预测、救援、采集、测绘、地图、教育等。通过卫星大数据服务中心，构建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卫星相关产业发展平台，推进深圳成就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地位，近而带动深圳海洋经济的大发展。
建议二：构建城市低空民用飞行安全防御体系并纳入新基建，为深圳今后大规模发展低空经济打基础。
2013 年 6 月，美国 Matternet 公司在海地和多米加共和国测试无人机网络，建立国际无人机运输网络供应系统，拉开了发展全球低空领域民用经济活动的序幕。同年 9 月，顺丰快递公司紧随其后，研发了派送快件的无人机试运行，奏响了中国低空经济民事活动的序曲。跟着亚马逊、谷歌、DHL、以色列公司、淘宝联合圆通速递、迅蚁联手中国邮政纷纷加入低空无人机产业。
目前亚马逊无人机配送快件成本可降低到 1 美元/件，配送时效最快 30 分钟送达。2020 年 4 月，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谷歌无人机业务量翻倍。深圳发展低空经济从无到有，在低空信息技术、无人机领域和电子信息产业优势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产业生态。通过产业链组合和面向应用的产品市场，借助体制机制的优势、人才和高技术含量的基础，有序组织和推进低空领域新产业布局，力争占据低空国际领域的先锋地位。
2020 年 5 月，深圳市政府与民航中南管理局签署了《关于建立深圳通用航空发展协调工作机制备忘录》，打造中国通用航空先行示范区，从而揭开了中国低空领域经济发展的快通道。此举带来巨大发展机会，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和挑战。比如：微型飞行器的雷达探测与通讯技术还不是很成熟，低空管制尚缺少管理经验；无人机快递可靠性与飞行安全性面临考验；无人机载重量、续航时间、航行里程不足，抗风暴能力不够，受电磁干扰容易失控；尚无成熟可靠的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无人机自动驾驶；黑飞闯入禁区；无人机被人为攻击；无人机的噪音等一系列的新问题出现，这些问题都是影响低空经济大规模发展的重要障碍。上面的这些棘手问题，基本都是需要用较高技术含量的方案来解决，所以选择以科技创新和人才优势领先的深圳来先行先试是很有道理的，在深圳先行示范区的试验中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形成成熟的运作模型后，再向全国推广，是比较科学和可行的路径。
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数字经济工作组委员（UN ESCAP ESBN）、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智者包宇——
新全球化，数字经济和深圳发展
一、近年的探索和研究成果
我 2001 年来深圳，在华为和中兴通讯这两个企业工作过，后来自己在以色列，瑞士和芬兰等地考察过 200 多个科技企业，做天使投资，2014 年受邀加入联合国亚太数字经济工作组。去年中国纽约大使馆请我出席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1926 年由杜威和胡适发起成立的中美文化交流中心）年度峰会，和美国外交协会的专家做了一场专题对话，主题是“深圳是不是下一个硅谷？”前几年开始聚焦在区块链，数字货币和人工智能等方面。2016 年科创委让我做了一个关于数字货币和区块链的国际研究课题。两年前我在瑞士成立了一个平台。我们和决咨委刘忠朴主任开过四次闭门研讨会，讨论数字经济怎么做，搞了一个“银湖数字经济论坛”，去年在高交会办了一次峰会论坛。
我们做的项目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平台，可以自动看论文、商业计划书，包括政府的文件，中文的、英文的，而且可以对它进行分类处理，哪些项目它在商业上有定位有相关性，以前是人去看的，现在的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初步的处理了，比如他发了两个商业计划书，但是名字不一样，它可以识别出来这两个的相关性，当然更高维度的还是需要人去把握，这个可以大大的降低人的工作量。这个算法不断地在更新，我们深圳，瑞士和以色列三地的团队成员做这个事情，以后数字经济，很多时候不要人去看那么多手机上的文章，可以让机器先看一遍，感兴趣的留下来的自己看。这几年我们累计申请了24个专利，有10个已经授权，围绕数字货币、区块链，人工智能。
今年年初在疫情期间，我们在瑞士的一个区块链联合研究项目得到了瑞士联邦创新署的资助。我们去年在瑞士提的科研经费申请，其实我是想对比一下，提一点小小的意见，左边是在瑞士联邦创新署的申请，网页上把你的想法提出来，你是什么公司，留一个邮箱，一个月就批了，不需要你提交任何其他的文件，他觉得有创新性就告诉你批准了，钱不是给我们企业，是给到和我们合作的大学，这个类别的资助也不会检查你的结果，他主要是鼓励企业和大学产生新的想法就赶快去投入合作研究。右边是我前几年在深圳申请的，我们深圳政府在这方面已经走在全国最前列了，但是我们要提交 20 多个纸质文件，总共打印出来 200 多页，其实工作人员也不细看，所以对比国际前沿水平，深圳这块还是可以改进的。瑞士我们合作的教授，他提的预算 70%就是他的人员的工资，我觉得政府不用担心科学家多拿了一点钱，像在瑞士拿到联邦的资助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必须是研究新的东西。
二、数字经济是 21 世纪全球化的新篇章
我们在联合国经常讨论，全球化是不会停止的，不会因为川普反对全球化，搞美国优先，全世界就不搞全球化了。最近我在联合国会议提出全球化 3.0 的概念，未来全球化的载体是数据，数据的维度是涵盖资本的，而资本涵盖商品，数据为载体不是否定资本、否定商品，是全球化 3.0 的热点变成了数据，现在已经有这个苗头，现在互联网公司的并购，其实就是并购用户及其数据，但是全球化 3.0 的这个数据还不是现在谷歌、阿里巴巴或者抖音那种数据，那种数据是保存在他们公司私有的服务器里面，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说的是新技术支撑的全球数据，比如说区块链、人工智能，这个数据是去中心化的，大家只要都承认这个数据发生了，不是可以轻易去篡改的，因此它就可以涵盖以前的资本、涵盖以前的商品代表的经济价值。
所以我们说 3.0 的全球化就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就是全球化的新篇章。我们国家领导人很重视数字经济，去年政治局也专门开会学习区块链技术。未来全球化的实力，在一个数据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就主要靠输出观念，当然支撑观念的还是规则和武力，这两个都要有，你的观念才有影响力。现在中国武力基本上解决了，美国不敢随便打中国，规则我觉得还要去完善，但是最终是观念。我们深圳以前经常嘲笑上海没有自主创新，没有科技公司，现在上海出来拼多多，出来B站，出来很多网红的MCN公司，赚钱比深圳做手机要快。
现在互联网公司都把自己说成数字经济，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不代表未来的数字经济的形态。未来的数字经济非常清晰，它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不是以互联网大公司为中心的，所以它的全球化可以走的更高更远，更符合全世界老百姓的需求。
目前欧盟在这方面已经走在全球前列，欧盟是一个以观念，特别是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超国家组织，它追求的就是观念一体化。欧盟在 10 多年前提出了关于“数据伦理”的讨论，提出两条“数据伦理”的结论，第一条，每个人的数据是属于他自己的，不能属于处理过他数据的机构，不管是付费还是免费处理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你的数据不是谷歌的，阿里上买东西，但数据是你的，阿里应该保护你的数据；第二条：政府用纳税人的钱采集的数据，应该对纳税人开放。基于这两条伦理，欧盟搞了 GDPR 这个法律，这个法律非常厉害，这个不展开讲，它就是保护前两条伦理，违反了就是罚款，腾讯公司在这条法律生效之前就彻底关闭了 QQ 在欧洲的服务器，因为难以满足其要求。我在瑞士见过一个80后的女生，欧洲议会的议员，是推动这个法案的主要成员之一，她说必须这样立法才能让老百姓放心把所有的数据放在网上，本质上是为了发展数字经济。
第三：在全球化3.0的数字经济时代给深圳的建议
我认为深圳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需要做的是“从0到1的创新”，就是科学和思想源头的创新，而不只是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深圳有5G，是很好的技术，但还不能算“从0到1的创新”。中国未来向全世界倡导的观念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圳作为国家的先行示范区和大湾区核心城市，要有足够的定位高度和视野广度。深圳如何成为新一轮以数字经济为浪潮全球化的中心城市？我有三点建议：
第一:在中美“科技战”的特殊背景下，深圳要积极支持民间组织拥抱新一轮全球化。建议市政府相关部门支持马洪基金会，市决策咨询委等有关专家和我们一道，发挥智库的作用，对目前深圳数字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情况做调研和梳理的基础上，我向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数字经济工作组提出一份深圳支持发展数字经济并建设全球数字经济示范节点城市的报告，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支持深圳民间组织加入联合国数字经济相关全球议程。
第二:在得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支持的基础上，支持我们民间组织和全球先进城市通过民间方式携手发起建设全球数字经济示范节点城市网络。下图是近年我们组织深圳和瑞士两地专家和企业开展合作，搭建银湖区块链数字经济国际创新平台的情况，打造了线上（TokenMind 商业智能平台）+线下（银湖数字经济论坛），以及国内（中国深圳）+国际（瑞士楚格加密谷）的复合平台。致力于推动解决数字经济发展最核心的三个问题：1.技术创新：国内和国际的合作；2.监管创新：民间和政府的合作；3.应用创新：科研和市场的合作。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会召开了十几次听证会，评估相关的立法，由于区块链等底层技术天然的“去中心化”特性，认识到不能保证未来在物理上一定是数字经济的全球中心，无法通过金融，法律和政治等传统手段控制这个领域的发展。瑞士是目前全球在数字经济相关的立法，数据隐私保护，监管创新走在最前沿的国家。
第三:在发起建设全球数字经济示范节点城市网络基础上，支持我们国际团队在深圳开展“数据隐私体制”的研究，作为深圳发挥“从0到1创新”全球影响力的突破口。数字经济就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数据”经济，和现有互联网经济的架构将完全不同，数据隐私体制将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核心中的核心，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可以保护全球几十亿人同时在线产生的数据？如何和现在各国的国家安全和法律法规合理衔接，特别是跨国跨境的场景下？未来的运作规则应该由谁制定？这些问题的答案目前都是空白。而未来每个人 24 小时都离不开数据隐私，这将是一个万亿美元级的全球市场，同时又必然是各大国志在必得的高地。因此这个方向的研究，就完全符合前面探讨的“从零0到1的创新” 。
深圳社会组织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副总召集人饶锦兴——
深圳社会服务业发展：路在何方？
我从社会服务业发展的角度探索一下新时代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一点思考。
一、国际视角
社会服务，也称社会福利服务、个人社会服务或社会照顾服务，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政策及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主要是为社会处境不利、遭受痛苦或脆弱的人群提供服务项目，以改善其生存状况，维护社会公正，实现社会融合。社会服务最早起源于英美发达国家。1884年，伦敦成立托因比服务所；随后，纽约于1886年建立邻里协会，芝加哥于1889年成立赫尔大厦社会服务社。
1968年，英国出版《希伯姆报告》，建议在地方政府创建单一的社会服务部门，英国联邦政府设有卫生和社会照料部。卫生、教育、收入维持和就业、住房、社会服务成为英国社会政策的五个关键领域。目前，英国儿童福利机构2145个（2017年），居家照料服务机构8219个（2014年），护理院4698个，提供儿童照料、未成年人保护、老年人服务、残疾人服务等二十余类服务项目。
195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首次向社会服务提供资金；1974年《社会保障法》增加第30章“社会服务固定拨款”；到1981年，美国联邦政府大约有32.5亿美元的财政预算用于社会服务项目。教育、收入转移支付、卫生、住房、就业培训、个人社会服务，组成美国六个人类服务系统。其联邦政府社会服务管12400个家庭健康机构、4000个临终关怀机构、15600个护理院、30200个寄宿照料社区，提供收养服务、就业服务、居家服务、住房服务等29个法定社会服务项目类别。
此外，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瑞典、捷克等发达国家社会服务体系不断建立，政府设有社会服务部或社会事务部等专门管理机构负责掌管社会服务政策、标准和监管。
各国实践表明，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5000美元后，社会服务项目迅速扩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政府更加支持创新性的非营利机构和社会企业家采用创新的方法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新趋势。如英国政府实施《社会企业行动计划》，美国奥巴马总统曾在2010年财政预算中动议拨款5000万美元成立一支社会创新基金。
二、中国现状
在我国，党和政府对社会服务也特别重视，并作为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2012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首次把“基本社会服务”作为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领域，包括基本养老服务、社会福利服务、社会救助服务、优抚安置服务等。2017年，《“十二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进一步提出建立完善基本社会服务制度，重会发展的权利，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受灾人员救助、法律援助、老年人福利补贴、困境儿童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基本殡葬服务、优待抚恤、退役军人安置、重点优抚对象集中供养等13项服务项目。
目前，涉及社会服务管理部门很多，其中主要是民政部门，其职责包括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工作、社会组织、社区服务、残疾人服务等。此外，国家发改部门负责规划编制，教育部门负责儿童照料、学前教育、职业培训，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老龄服务、精神卫生、家庭服务、医养结合，司法和公安部门负责戒毒服务、精神病犯人、反家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就业、职业技能，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优抚服务，中国残联负责残疾人康复、就业服务等等。
政府部门用于社会服务支出的资金渠道多样，包括福彩公益金、社会捐赠、中央和地方财政、中央专项拨款、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等形式。资金主要用于社会福利、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特困人员供养、养老服务补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各类福利院经费、为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人提供服务的机构投资。
政府并没有建立统一的社会服务支出预算。自2012年开始，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开始实施，其中包括发展示范项目、承接社会服务试点项目、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人员培训示范项目等四大类。每年经费规模2亿元人民币。
随着我国人均GDP开始超过一万美元、第三产业的占比开始超过50%，社会服务在民生发展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和地位。社会服务业既是门类众多的以人为本的各项专业服务，也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朝阳产业！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业，将促成社会的重新组织与产业布局的改变，推动中国社会服务业发展将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创新！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的相关政策陆续出台，其中包括：《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见》（国办发〔2017〕2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号）以及教育部、民政部、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教育支持社会服务产业发展 提高紧缺人才培养培训质量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社会服务领域双创带动就业示范工作的通知》（发改办高技〔2020〕244号）。这些政策文件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服务业快速发展。
三、深圳路径
早在2011年出台的《中共深圳市委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就提出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业的政策方针，包括：“增加社会服务产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充分发挥社会服务业在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拓展社会服务业新领域，增加就业机会。完善社会服务业发展政策，加大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力度，健全政府拨款程序和监管制度。鼓励、吸引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参与发展社会服务业。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指标体系，把社会服务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全面纳入经济发展的统计口径。”目前看来，《决定》中的大部分工作已得到贯彻落实，但也有不少工作没有落实到位。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出了“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其中包括打造民生幸福标杆，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建成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为此，我在这里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第一，在继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和加强社会建设，大力倡导“深圳社会质量”，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城市的“产能平衡”，实现从“深圳经济特区”到“深圳特区”的转型升级，既要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先行示范区，也要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先行示范区。
第二，完善社会政策，科学界定政府的“社会责任”，将社会服务业纳入“现代服务业”加以政策扶持，不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社会治理智能化和社会服务专业化。特别是统筹使用好“民生微实事项目”等社会建设资金，建立和完善面向特定群体的社会服务体系。
第三，在加大政府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创新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培育扶持非营利组织，提升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使社会公益事业成为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引擎。
深圳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智者蒋平——
精准、科学、高效的普及心理健康维护计划
大家好，我们都是智者，我们在家里幸福吗？我们的夫妻关系好吗？我们的孩子搞得定吗？我在华为演讲时讲家庭心理教育，其中有一位高级的专家，事业有成，但反复把他的孩子打的遍体鳞伤，因为他儿子网络游戏成瘾，现在儿子坚决不接受他的道歉，他在那么多人的情况下居然悲伤地满含热泪，可见事业经济发展的再好，幸福感不好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心理行为精神障碍的问题已经十分的严重。中国每年大约有30万人自杀，每2分钟就有一个人不幸自杀死亡。自杀者中，63%有精神障碍，40%有抑郁症。心理疾病率：全国17.5%，深圳21.19%，抑郁症：全球3.1%，深圳7%，深圳焦虑障碍9.94%。未成年的犯罪也是很可怕的，全国一年有46000人，广东有6700人，深圳一年有800个未成年孩子犯罪。离结婚率，全国比例是38%，去年一年1000万人结婚，有380万人离婚，北京的比例是48.3%，黑龙江是63%。2020年1-4月份，深圳是14812对结婚，8000多对离婚，4月份更可怕，4000多对结婚，3500多对离婚。中小学生心理疾病率为17.5%。
这说明什么？心理问题太需要维护了。心理健康其实就是指人在发展过程中他的认知合理，情绪稳定、意志坚强、行为适当、人际和谐、适应变化。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国家22个部委共同发布了一个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现在各个省份，包括深圳都在落实。其中有一个内容，关于心理健康服务的手段，一共是四大类：宣传教育、日常咨询、心理治疗、心理危机的干预。
心理健康不仅仅是健康的问题，它跟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谐都是相关的，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源头性、基础性的工作。
四条原则：预防为主、以人为本；党政领导、共同参与；立足国情、循序渐进；分类指导、规范发展。
到2020年，也就是今年，这一方面的心理健康关爱意识已经提升了，到2030年的时候，全民心理健康的素养要得到普遍的提升，这是国家最高层面的要求，所以我们深圳当仁不让。
心理健康服务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心理健康人群；二是有问题人群；三是有心理危机、比较严重的人群。
一级主要是宣传教育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二级是对心理有问题的人进行专业指导；三级是对重症问题进行专业辅导与系统干预。深圳市今年有几十位学生自杀身亡，这是十分触目惊心的。各部门要建心理辅导室，各社区要建心理辅导室，同时要培育专业的、社会的市场化心理咨询机构。另外就是各个医疗机构也要加强，医生不是心理医生，很多人的病都是医生导致的医源性疾病，一位女教师因婚姻情感挫败，严重失眠，到某医院住了心理科，一个星期之后出院，出院小结上写着抑郁症，感到雪上加霜，出院以后第二天就自杀了。一个学生反复考试不好，很郁闷，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回家以后几乎崩溃，因被贴了抑郁症标签，医生所导致的这些问题要引起重视，所以医生的心理咨询意识也要加强。
第二是人才队伍的建设，必须要真正培育合格、专业高效的人才，卫生计生各个行业都要促进这个行业发展。
第三是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保障，现在深圳市政府投入的力度非常大，资金也是非常的充足，主要目前是在建设五大领域：一是发展各类型的心理健康服务；二是加强重点人群的心理健康服务；三是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四是加强心理健康人才建设；五是加强组织和保障。
我提四个建议：
一是在宣传上：我们全社会一定要反对宣传低俗、腐朽的明星及造星文化；要反对媒体无底线的曝光自杀的细节，防止诱导自杀；要严禁与严控不良网络文化的恶性影响，整个宣传一定要崇尚科技、崇尚奉献精神、崇尚英雄，科技爱国。
二是在组织管理上，政府很重视心理健康服务，要严防和打击腐败招标，实行严格的追责制度，把钱真正用在刀刃上，一定要自下而上，从基层开始上报，到底哪些人需要帮助，哪些人有问题。要帮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要反对项目中的虚假申报，进行精准预防。反对形式主义、投机主义、官僚主义，中央有文件，一下来以后到了基层落实的时候，有的落实的很好，也有些单位纯粹是形式主义，比如现在一窝蜂的搞沙盘游戏心理治疗，使用人又不专业，做咨询的时候又不科学。
三是要精准科学高效的帮扶，加强心理专业队伍的建设，防止二次伤害。有一个抑郁症的人找一个心理咨询师做辅导，由于过度共情他是怎么受到创伤的、人是怎么受伤害的，让他深深的陷入了创伤之中，回去以后感到绝望竟自杀了。最可怕的是还有一个所谓的心理专家，根本不专业，跑去做心理演讲，讲了许多悲伤的案例，又看不到希望。结果讲完以后所有的听众都抑郁了。可见心理咨询是非常专业的工作。
四是要规范行业管理，加大行业支持力度
（一）严格控制市级心理协会再成立，以减少市级心理学组织的混乱。对于存在违法违规的协会要严格追查追责。
（二）重点扶持、指导、监督深圳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的发展，加强管理，在资金、人员、委托管理权限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三）真正发挥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专业引领和管理作用，在深圳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制定的现有制度《深圳市心理行业从业人员黑名单通报制度》《深圳心理咨询师双证管理制》《深圳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深圳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专业委员会管理条例》《深圳市心理咨询服务机构相互支持与转介制度》《深圳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收费价格指导意见》等基础上，授权深圳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落实相关工作，加强专业监管与引领的权威性。
（四）出台政策加大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对所在社区的心理咨询服务机构的社会购买力度，促进市场化的心理咨询服务机构的生存与良性发展。
大爱无疆，实干无我，真情无限。让我们把希望留给明天，把行动留给今天，共同创造更加富裕、美丽、和谐、幸福的深圳！
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执行院长、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智者余令——
市域社会治理中的社会协同
——以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参与为例
2018年，中央政法委首次提出“市域社会治理”的概念；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在深圳建市40周年的改革再出发之际，深圳作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试点城市，必应在“市域社会治理”工作中继续先行先试，发挥市一级党委政府的统筹谋划作用，打造党委、政府、社会、公众等多方主体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新体系。
讲到共建共治共享，最关键的就是一个“共”字。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语境下，如何引导社会力量的专业协同，如何激发居民和公众的有序参与，是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至关重要的环节。十九大提出了社会治理的七项任务，包括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构建环境治理体系、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加强乡村治理体系。这七项任务，“社会”能否介入，如何协同？对于社会治理提出的“四化”要求，即社会化、智能化、法治化、专业化，“社会”如何有效参与和配合？我认为，这些工作中，光靠党和政府的引导和推动是不够的，只有广泛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挥专业组织的专业力量，强调社会中的每个组织、每个人都有主体责任，都有平等参与的机会，才能真正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爱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那么，在操作层面，如何做呢？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有没有可以使用的专业体系和方法？有没有这样的一支专业化职业化队伍？我们知道，身体不舒服，要去看医生；盖房子，需要建筑工程师。如何“社会”生病了，或者人生了“社会病”，有没有一个对标的专业可以有针对性、有策略地去回应这些社会需要，帮助这些特殊群体？有！社会工作就是这样一个专业助人的学科。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工作者被称之为“社会的诊疗师”，它主要发挥的功能在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层面，主要是帮助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恢复弱化的社会功能，促进人与环境的相互适应，以“助人自助”为理念，促进人的正常生活和发展；我们更不能够忽视的是社会工作在“社会”层面的功能，比如维持社会秩序、构建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来看看新加坡。新加坡的整个社会服务体系，叫做“多方援手策略”（Many Helping Hands Approach），这里的多方，就包括政府、社区发展理事会、基金会、志愿服务组织、家庭，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服务多方协同参与。新加坡的政府主要是负责政策制定和财务支持，尽量不介入直接的服务提供及监管，而国家福利理事会及人民协会作为政府设立的法定机构，负责帮助政府把出台的政策落实执行，挑选合适的非营利机构（也就是社会组织）来承接具体的各项社会服务，并代表政府对承接政府服务的社会组织进行监督评估。所以，你会看到，新加坡的政府、法定机构、社会组织，在整个社会服务体中的分工是明确的，是有边界的。再来看看新加坡从事社会服务人员，在列表中，排在最上面的就是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后面还有这里面包括心理工作者(Psychology)、早期干预教育者（Early Intervention Teaching）、青少年工作者(Youth Work)、特殊教育工作者(Special Education)、Therapy(治疗师）、护士（Nurse）、管理者（Management），等等。这些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开展特定的社会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支撑起了新加坡社会服务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也是新加坡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卓有成效的重要保证。我认为，新加坡在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对深圳而言，很多方面非常有借鉴价值。
再来回看深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发展情况。深圳目前共有社会组织1万余家，从业人员约14万人。据测算，2018年统计社会组织的总资产为426.56亿元，全市社会组织劳动者报酬总计为66.68亿元，地区生产总值贡献值为116.61亿元，占当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的0.48%，占深圳第三产业增加值的0.82%。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市场（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在社会治理发挥着独特和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党和政府维护经济和社会平稳发展的重要抓手。深圳社会组织领域多元，社会价值与经济贡献日益凸显，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助力深圳经济发展、构建现代城市慈善文化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今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深圳广大社会组织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纷纷通过发布行业倡议、组织捐款捐物、参与社工和志愿服务、利用专业优势直接投入到一线疫情防控等方式，全力抗击疫情。在资金和物资筹集方面，仅以“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为例，该会从1月25日向全市基金会发出联合行动倡议，仅1个月，就有88家基金会响应并采取了驰援行动，从民间广泛筹集的用于深圳地区和向湖北等地捐赠的抗疫款项、急用物资金额共计达16.37877亿元。在一线疫情摸排和群众服务方面，以“深圳社会工作者协会”为例，在疫情最严峻的2月份，该会动员全市100余家社工服务机构累计复工8080人，投入疫情防控服务总人数7148人，通过1221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项目、卫生健康、助残服务、劳务工服务、禁毒服务等项目点，及152条心理咨询热线开展线下、线上相结合的疫情防控服务，服务总量达84.4万人次。一线的社工们通过开展线上登记及电访，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引导辖区居民自觉有序参与到防控工作中；运用专业优势，线上协助开展亲子小组服务；对因疫情严重而封锁的社区，针对居民缺乏安全感，产生过度焦虑等负面情绪，及时给予心理支持与情绪疏导，协助居民理解并支持政府工作；用专业的工作手法缓解其焦虑情绪；在外籍居民社区开展官方信息翻译和发布、咨询答疑、语言支持，组织国际志愿者开展服务等。
我们看到，深圳在引导社会协同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讲，都有较好的基础，近年来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司法、禁毒、精神卫生、反邪教、社区治理等多个领域，以有温度的专业服务，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同时，我们也看到，尤其是近三年来，各相关单位对于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认知和行动策略，还存在着很大的张力和很多的不确定性。面向未来，对于社会组织是一个怎么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对于社会工作者这样一支专业从事慈善类社会服务的人才队伍，如何保障其应有的专业地位和薪酬待遇？如何引导和培育专业的社会组织和专业的社工人才，更好地为社会治理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如何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的力度、广度和专业度？
为了让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更有序、有效地协同参与市域社会治理工作，我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对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加强政策支持。建议深圳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出台相关应对疫情，以及统筹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时，不能将社会组织排除在外，而要将社会组织纳入其中统盘考虑，让社会组织获得与企业类同的“公平待遇”。同时，对于社会组织这样的非营利机构，建议参照新加坡等地，对新开办的公益性服务项目团队及社会组织提供公益免费的办公场地、建设、装修及设备购置等经费，或以“1元租金”的方式，解决社会组织的办公场所困境，支持社会组织无过大的场地成本之忧，踏实地、细致地开展社会服务。建议将在社会组织的社会工作者等专业技术人才薪酬待遇与同等水平的其他专业人员对标，并建立动态调薪机制，确保人才队伍的稳定性。
二是要更多地释放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行政的力量在推进某些工作时具有先天的优势，但大包大揽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老百姓主体责任意识的丢失。在党和国家倡导“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也要充分相信社会和群众内生的力量，让他们有参与的机会和参与过程中的获得感。
三是要加大对包括社会工作者在内的社会组织各类人才的培养力度。我市社会组织近几年发展虽然迅猛，但经调查了解，社会组织及其从业者在专业能力方面严重不足，获得的有关政策方面的支持极为匮乏、与政府和企业差距甚远。随着社会治理服务的复杂化和精细化，社会组织人员仅仅依靠热情和经验去开展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在公信力和专业能力方面，将面临越来越多的现实困难和能力挑战。建议参照对中小企业的培训支持，通过财政保障，加大对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组织的培养经费投入，通过培训规范引导专业化、专门化的社会组织的发展。
四是要善用细分领域的专科型社会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在“223讲话”中提出，“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这不仅肯定了社会工作在参与社区治理联防联控、群防群治中不同于一般的普通事务人员，社会工作者具有较强的专业优势，同时，也提醒各级党和政府，在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等工作上，要用好专业社会工作专业技术人才，并充分发挥好社工与义工和志愿者的联动作用。建议深圳要完善用于社会服务不同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购买标准、招投标规则、使用规范及绩效评价机制，真正使人尽其才，专业的人专心做好专业的事。
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一直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希望深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能在党和政府的引领、培育、支持和信任下，在市域社会治理和构建美好生活共同体中发挥出更有效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期待深圳的下一个40年更加美好、幸福！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智者方宏——
创新示范区必须司法保障先行
改革开放四十年，民营企业无可置疑成为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力量，尤其在广东、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不仅为国家缴纳巨额税收，解决就业，更是制度和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成果都是一批又一批企业家前赴后继的努力下所取得的，他们为探索付出了不仅仅是血汗、智慧和财产，甚至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今天在探讨未来发展，尤其是追求创新的同时，我们应该真正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真正落实法律对人身权和财产权保护的各项规定，法律要成为企业创新的保护伞。
在过往我参与处理的许多涉及民营企业家的经济案件中出现了许多侵犯企业家人身权及财产权的情况，存在重刑事介入忽视行政引导，重执法权威忽视执法公平性，重执法的效率忽视罪刑对等，重执法的刑罚作用忽视法律的保护作用。以致出现不分地位作用拘捕涉嫌人员，不分是否参与涉嫌法律行为查封冻结账户和查扣公章，不分涉嫌金额大小全账户冻结等等，给企业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重大的动荡不安。
实践中，更存在司法机关直接将行政违法作为认定被告人构成刑事违法的依据，而忽视了刑法本身在其适用过程中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从而不当地扩大了刑法的处置范围，破坏了刑法最基本的公平正义要求。针对司法实践中这一适用缺陷，希望在未来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可以引入行政处罚前置的程序从而更好的保证企业家的权益及案件的公正处置。
一、 法律已有行政权前置的先例，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行政权前置或叫行政法规优先处置并非是新概念，事实上在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不少行政权前置的罪名，实践中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关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规定：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据此，可知本罪需先由劳动管理部门先责令用人单位支付，用人单位仍不支付的则构成此罪，若用人单位在接到指令后及时支付的，则不构成此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关于逃税罪的规定：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10%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但法律同时规定，若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上述罪名之所以这么设置是因为刑法具有谦抑性的特点，即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且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谦抑性主要发生当出现刑罚无效果、可以他法替代、无效益等情况时才会使用。因此，如上的行政权前置就很好的体现了该原则特点，符合立法的精神及特点，可以较好的保障法律规定的层次性及适用，也符合基本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
二、 经济犯罪的行政权前置具备可操作性，符合市场管理的要求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犯罪不同于侵犯其他法益的犯罪，因其涉及的面较广，随意处置可能引发社会问题，直接控制可能引起企业上下游的连锁反应。另外，多数该类犯罪已在经济法等行政法律中予以管理，因此先由行政机关予以处罚后拒不改正或情节严重的再由刑事法律予以规制，更具备可操作性。具体可以设置程序可以参考以下四个方面：
(一) 建立违纪审查制度
凡有行政法规规定的经济类案件，都应先由行政机关按照行政法规审查，经过行政机关的专业判断后，确属刑事犯罪且情况严重的再交由刑事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同时行政机关将相应的专业处罚意见提交给刑事侦查机关，并在之后的侦查活动中予以协助。
通过该制度的建立，以该行业行政机关的专业判断为基础，较好的甄别该企业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违反的是哪一部法律、行为是否符合行政处罚标准、是否需要提交刑事机关侦查等等。利用不同部门的专业判断实现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分层定性，防止刑事立案的随意化和扩大化，违背谦抑性的原则。
(二) 建立执法听证制度
我国行政法规对于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听证制度规定缺失，导致许多针对企业家的处罚中缺乏发声的渠道，忽视了企业家申诉抗辩的基本权利，既不利于案件的侦查也不利于企业家基本人身权利的保护。通过建立执法的听证制度，给涉及经济案件的企业家以答辩的机会，保障企业家的合法诉求的通道，进而保障其权益。
(三) 建立听证宣誓制度
为了保证听证程序的公证性，需要引入针对听证方、答辩方等的宣誓制度作为听证程序的配套制度，通过宣誓保障自己所述内容为真，并为此设置做出不实陈述的法律后果，包括程序及实体的法律后果。利用该制度避免虚假陈述妨碍事实查明的情况，保障案件事实查明的高效性与真实性。
(四) 设置完善档案制度
为了保证听证文件的有效性，同时应当建立听证程序相关的档案制度，并作为企业的诚信档案封存记录，必要时候可以作为企业诚信情况的衡量标准。
三、 行政权前置符合行政法与刑法竞合下的处置原则
(一) 行政处罚与刑法处罚的法益共通性
刑事立法所保护的法益在部分情况下不同于行政法规所保护的法益，行政法规作为一项国家调控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而存在，其所保护的是整体意义上的公法益，而刑事立法则倾向于保护与个人生命、身体、自由、财产等具体法益相挂钩的私法益。
当某种公法益与个人法益具有同质性，能够分解成或者还原成个人法益，是促进人类发展的条件且具有重要价值时，才是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涉及行政处罚的经济犯罪类案件若完全忽略行政权而仅仅考虑刑事违法性则忽略了两者保护法益共同性的特质，难以防止不当地扩大刑法处置的范围，损害刑法的公正性要求。
(二) 行政处罚作为刑事违法前置，真正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目前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社会治理模式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转变，行政法规也因此因时而变，其不同于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安定性的要求，而强调法律适用的合目的性，往往依据社会情势的变化及时更新自身的调整对象及调整方式以实现其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的目的要求，具备更加灵活和变通的特点，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而刑法规定相对之后，刑事侦查部门相较于一线的行政管理机关，更加难以把握目前该行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规律及要求，若刑事违法的判断仅仅从既有的刑事法律规定处罚，而不考虑其实际的情况，是机械的适用“罪刑法定”原则，违背了内涵要求，若能以行政处罚作为基础参考，并结合行政管理机关的意见，能够更好的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本质要求，利于刑法的真正实施，使得刑法真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后一道屏障。
因此，在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发生竞合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刑事司法实践应首先尊重行政违法的执法权，并由行政机关提出建议，考量是否需要刑事立案，之后在判断刑法条文所保护的法益的基础上，选择性地适用刑事违法性判断的从属性或独立性。同时，在对刑事违法性加以独立判断时，应注重通过对刑法规范的实质解释以认定刑事违法性的成立。
四、 行政权前置符合国家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基本政策
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保护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作出重大举措，司法部、最高院及最高检等部门也积极相应，召开会议提出要对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依法进行保护，避免将经济纠纷当成刑事犯罪、避免公权力插手经济纠纷，而且着重提出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慎重对企业财产的查封、扣押和冻结等。
中国的每个企业家都是企业的灵魂，一旦民营企业被定罪，则企业家也就面临着被绳之以法；一旦民营企业家被抓，则企业就会走上破产。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犯罪就是企业家犯罪，一旦企业家犯罪企业就破产，这也是多年来民营企业家最为痛心的事情。
国家开始如此高度重视民营企业的合法权利，只能说明之前对民营企业保护缺位，以至于很多优质企业被滥用的公权力扼杀掉。国家能够如此高评价民营企业的地位和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足以证明我国对于民营企业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通过行政权的前置可以最大程度的挽救企业及企业家，保障企业不至于因还未定性的犯罪侦查而破产，企业家的心血付之一炬。具体政策包括：
(一) 习近平总书记对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为下一步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指明方向：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其中保护企业家人身及财产安全就需要最大程度的给与民营企业家发展的空间，对于可以拯救额企业家要给予最大程度的挽救，若行政前置程序可以处罚并改正的，不应当随意的纳入刑事案件的范畴，导致企业破产。
(二) 最高人民法院对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将进一步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切实维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让民营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让财产更加安全，让权利更有保障。要全面清理、完善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凡是有悖于平等保护民营经济的条款，要及时废止或调整完善。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禁止超标的、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最大限度减少司法活动对涉案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因行政机关对于企业运行情况、行业情况相较于刑事侦查机关更为了解，查控冻结的范围、程序相较于刑事侦查机关更为灵活合理，有利于保障民营企业的继续运营同时起到合理必要的惩戒结果。
(三)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要求
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将认真总结落实平等保护、加强产权保护、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等工作的经验，进一步加大落实力度，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检察机关要切实转变司法理念，坚持各类市场主体诉讼地位平等、法律适用平等，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和制度。要继续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妥善办理各类涉产权案件。对于有关部门移送的刑事案件，涉及民营企业行贿人、民营企业家的，要依法审慎采取强制措施，充分考虑保护企业发展需要。要强化公正执行、善意执行、文明执行理念，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禁止超标的、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最大限度减少司法活动对涉案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从最高检的政策同样可以看出对于涉及企业家的经济犯罪案件，要采取克制、保守的态度，在合理范围内对企业家予以限制处罚，而不应当因刑事犯罪就要采取全盘控制的模式，应当与犯罪程度一致。若能够引入行政权前置则将更有利于该目标的实现。
五、 民营企业家人身权保护的基本措施
a) 建立听证制度：基于经济案件涉及领域广和新，公安机关侦查期间应以听证方式听取律师辩护意见和行业专家对行为危害性评估，以减少误判，降低羁押时间；
b) 落实取保候审制度：严格执行取保候审法律规定，真正落实取保为常态，拒绝取保为特例；拒绝取保需要检察院或者法院核准，律师可以就拒绝取保提出听证请求；
c) 律师介入侦查审讯阶段：允许嫌疑人在接受审讯时，申请律师到场实时提供法律援助，避免刑讯逼供发生。无律师介入的讯问需要全程录像，凡嫌疑人提出刑讯有违反规定的，审讯机关有义务向法庭提交接受法庭质证，不能提供的，同时间的证词应被撤销；
d) 保障民事权利行使：基于罪刑法定，羁押期间应当保障嫌疑人民事权利行驶和允许会见直系亲属。
六、 民营企业家财产权保护的基本措施
a) 查封资产必须与涉案违法金额一致；
b) 查封冻结资产，以固定资产为主，流动资产为辅；
c) 除非企业主营违法，否则不能限制企业营运，如不作区分的收缴公司公章、冻结公司账户；
d) 严格区分企业家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为违法所得的，不得判决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e) 严格区分企业家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在处理企业犯罪时不得牵连企业家个人合法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
f) 所有查封资产不能在移送起诉前处置，除非经法庭批准。
综上所述，行政权前置在涉及民营企业家的经济犯罪案件中非常重要，不仅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具备了相应的基础，同时也符合刑法及行政法分层管理，刑法“谦抑性”及“罪刑法定”的要求，现实方面同样具备可操作空间，更符合目前党和国家对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政策要求，是破解目前对民营企业家人身权及财产权保护的应有之义。
□总结点评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忠朴——
新时代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座谈会专家点评
按照会议议程，我稍做点评。厉有为老书记的致辞，给在场所有人震撼，他提出的“改革再出发”的三个问题切中要害，有内容、有分量、有深度，使我们受益匪浅。
马敬仁教授的发言特别提到了日本。当前，我们对日本的认知不够客观、不够完整，存在一些误读。日本国家治理非常成功，包含经济、科技、国民素质等方方面面。尤其是2019年日韩“科技战”中，再一次凸显了日本的科技硬实力。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从材料到软件、到关键部件到制造都很强，但是相对低调。我个人认为，东京是深圳需要深入学习研究的标杆城市。
段建仁老师提出深圳应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创新是在无数次失败中取得的，没有宽容失败的氛围，创新一定很艰难。深圳的创新不但要宽容失败，还要鼓励试错。在科技创新领域，失败是常态、成功是少数，我们要构建推崇试错的创新氛围。段老师发言中也提到了开放，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也是开放背景下的双循环，而不是闭关锁国。
魏建华老师谈到深圳未来海上和空间的机遇，很大胆、很有想象力。海洋领域，深圳当前致力于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在空中领域，发言中提到的“深圳全球创新城市卫星”及网的概念，如果能将建议再具体化，将会形成一篇超前、很有见地的对策建议。
包宇老师从经济角度讲了区块链发展。去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学习区块链。区块链很前沿，但其技术还没有很成熟，处于实验开发阶段，杀手级的应用还没有出现，除金融领域外，其他领域都在应用场景方面进行探索。
饶锦兴院长提出“社会服务业”是我市社会建设的短板。当前，社会组织发展已成为推进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力量，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也要发展社会服务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大力培育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和创新型社会企业，饶院长的发言内容很丰富。
蒋平老师主要谈了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蒋老师对心理健康工作的开展，从构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人才队伍建设、规范行业发展等角度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希望在座每一位，除了生理要健康,心理也要健康。
余令老师讲社会治理，社会协同，引导社会力量、激发居民和公众的有序参与，从而助力社会治理。在社会治理中怎么解决社会协同，协同哪些力量、如何协同、哪些问题需要协同？余令老师的发言思路很好，值得我们围绕社会协同做深入研究。
吴海宁老师围绕社会组织，尤其是社会组织校友会进行了发言。鉴于移民城市的原因，深圳校友会活跃，如何进一步加强对校友会的管理，让校友会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牛慧恩老师关于幸福城市的发言，非常具有操作性。她的发言，对做好深圳“十四五”规划，利用公园等区域，充分拓展空间、增大体育活动场所规划建设，我个人认为很有价值。
方宏老师从“加强法治建设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发言，极具深度和专业水平，这体现了方宏律师不仅实践经验丰富，而且也有深度思考。他提的一些问题，将是深圳今后司法制度改革的重点。
￡媒体报道
为深圳先行先试继续当好排头兵建言献策 “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研讨会举行专家：较强公共卫生处理能力与信息公开密切相关
深圳特区报 2020年8月9日 王钥
8月8日下午，由马洪基金会主办的“新时代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研讨会在银湖CDI大厦举办，深圳市委原书记厉有为、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李罗力、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忠朴，以及关心深圳发展的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为新时代深圳的改革开放发展建言献策。
深圳市委原书记厉有为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年，四十年来，深圳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得益于对过往发展经验的总结和突破创新，其中最根本的、战略性、全国性的突破和转变有三项：一是突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理念，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一大批民营企业，诞生了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
未来在“双区驱动”背景下深圳如何继续当好排头兵，如何发挥先行示范区的作用，专家学者们从各领域提出了建议。
智库百人会教育研究组代表、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敬仁认为，深圳要不断改革创新，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一个低成本、高效率、扁平化、智慧化的政府，在政府间建立一个矩阵式的领导关系，走出一条充满中国智慧的新路子，精耕细作，让深圳的每一寸土地都饱含深圳人的智慧。
智库百人会科技发展组副组长、深洪研究所所长魏建华认为，深圳要想继续当好新时代改革开放排头兵，可向海洋、天空寻求新资源和新发展。他建议一是发射“深海号”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专属卫星，建设全球海洋经济发展大数据服务卫星网；二则是构建城市低空民用飞行安全防御体系并纳入新基建，为深圳今后大规模发展低空经济打好基础。
智库百人会金融创新组代表、联合国亚太社会经济委员会数字经济工作组委员包宇表示，数字经济是21世纪全球化的新篇章，数字经济是基于个人的“数据”经济，要引领数字经济，深圳最需要“从0到1”的创新，而不是延续以往的成功。
智库百人会社会治理组副组长、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院长余令认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关键字就是“共”。建议深圳未来要更多地释放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要对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加强政策支持和规范引导，要培育和善用细分领域的专科型社会工作者，使之在市域社会治理和构建美好生活共同体中发挥出更有效的作用。
会议结束前，智库百人会的总召集人李罗力，对与会专家今后如何围绕社会发展和进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许。他强调，大家在参与建言献策中要发挥作用，还要加强自身的学习研究，认真总结会议成果，不仅要善于动口，更要善于动笔，把有参考价值的建设性意见，进行系统地归纳提炼，形成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提供依据。